台灣小說的創作主要奠基於日治時代，但並非始自1920年代，在此之前的報章中便已出現若干小說作品，其中又以通俗小說為夥。此類作品，或出於日人之手，或成於古典文人，後者往往以淺近文言文書寫，究中，身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的李逸濤，最具盛名，而其早期創作頗多發表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且以描寫女性人物見長。本文透過剖析李氏作品，發現其人藉由廣受歡迎的通俗小說書寫，在大眾娛樂趣味中建構了頗具意義的新女性圖像，從虛構的俠女，到日常中的嬌女、母親、情人、繼母、寡婦、妓女……，或虛或實，呈顯豐富想像空間；尤其在台灣、中國女子外，更涵蓋了世界異國女子，包括韓國、波斯、新加坡、日本、美國、法國……等國女性的刻畫，較諸後來新文學作品多以台灣女子為主，間及中國、日本女子的情形，更具世界想像，充滿異國情趣。另外，在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創作中，賴和〈可憐她死了〉雖然不是最早以台灣女性為書寫對象的作品，但其題目彷彿成為日治時期台灣受苦女性的原型；相較於此，李氏通俗小說中的女性，離家變得容易許多，而若干冒險、犯難的愛情故事也由此展開，最終且多能脫離困境，獲致人生的幸福。如果說新文學是以社會寫實手法反映當代女子的不幸處境，那麼通俗小說則在顧及娛樂趣味的前提下，以較顯浪漫的寫作筆法，去召喚時代女子克服命運、追求自我的靈魂。是以，在1920年代新文學出現以前，這些通俗小說「新女性」形象的想像，對於當代女子重視自我，及重新定位在家庭、社會、國家中的角色扮演，應當具有一定程度的教化敵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