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的書寫與傳播，涉及近代知識的建構與視域的擴大，1895年，作爲割裂臺灣與中國的時間點，臺灣世代的知識份子，從此而後，便拋擲在漢文話語重整的境遇中，其間，日人高唱同文同種，其實是殖民漢文的仲介手段，隋著治臺政策的轉移，「漢文」作爲一個文化有機體，也在挑戰與回應中，滋益身，日治初期，關於支那文學的翻譯與傳播，便是一箇思考的起點。 1898年，《臺灣日日新報》整合成立，附設漢文欄，1905-1911年間，獨立發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支那文學史〉便在此報上連載，提供臺人組構文學知識的框架，而作者久保天隨與編譯者謝汝銓，在知識傳遞中，扮演的作用，則是值行玩味的；「文學史」作爲知識系統化表徵，「文學講座」與相關科系的成立，則是具體化的漢文建構。 通過「文學史」的傳播，到教育體制的滲透，一連串的文學生産，在閱讀久保天隨與其支那文學史之後，「文學成史」，不只是從共時到歷時理解，更是涉及如何詮釋文學的變化；本文即是就此，提出變化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