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宋儒之重「思」，清儒是重「學」的，因此清儒每批評理學家束書不觀、 游談無根、不習六義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但是由於在「義理、辭章、考據」的學術大致分 類中，學者罕有能兼得者，學風之發展也因此往往執一而偏。是故清學繼理學之後主盟學壇 ，雖然打著矯治理學空疏的口號，以「袪虛務實」為標榜；以尊經崇漢、徵實博證為取徑， 執學界之牛耳；然而當考據學歷經了發展之顛峰以後，其罕言義理的缺失－流於「其弊也瑣」 的「物而不化」，便也被相當程度地暴露出來了，所以後來遂有學者起而倡導兼重義理的學 術主張。戴震自不待言，其他如焦循《雕菰集》（與劉端臨教諭書）之言，「前之弊，患乎 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經學之道也。」便也是一種通核 全經、進求隱微經義的義理要求。本文就是以這些在考據學獨尊下所呈現出來的蛛絲馬跡、 義理思想，做為主要之著眼，以探求清學從最初的反對言理、蔑視思想，到後來的兼重義理 ，其學術發展所歷經的演變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