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一般認為，向秀『莊子注』是魏末「竹林之游」時期的作品，這是一個誤解。向秀經歷了正始、魏末和晉初三個文化時代，雖然注釋『莊子』的工作亦完全可能開始於魏末，但是作為一部未竟的遺著，其最終「成書」，只能是作者的逝世時間 -- 西晉咸寧元年（公元二七五）前後。在血腥的魏晉禪代道路上，向秀曾追隨稽康，以『莊子』「人性自然」為旗幟反抗司馬氏虛偽的名教之治，是最後一個屈服政治強權的玄學思家，但最終成為西晉王朝的高官，與當年的正始、竹林名士一起在宦海中沉浮，其『莊子注』集中表達了他們在西晉前期的心態，開闢了以「入世」精神詮釋『莊子』的玄學新思路。從表面上看，向秀似乎擯棄了竹林之游的偏激傾向，回歸了正始之音，以『莊』學形式，重複複著儒、道合一的玄學主題，但是終極關懷卻發生重大變異；返樸歸真的社會理想被個體生命的舒適所替代，漢魏之際儒道哲學的社會批判精神被閹割，化為對一切不合理現實的認同。通過向秀等同「有待」與「無待」的迷遙論、「縱手放意」的養生論、「與變升降」的處世論和「名無而非無」的宇宙本體論四個思想要穴，可感知其學術命脈之所在。由於時代的局限，向秀「莊子注」無法擺脫傳統宇宙生成論的影響，致使其理論思維存在著本體與末用的對立，不能最終消除「無」與「有」、「自然」與「名數」之間的差異，未能解決玄學的歷史課題。同時，它表達了正始、竹林名士在第一次玄學思潮退潮時消極妥協的心態，不適合即將到來的第二次玄學高潮的社會載體-- 中朝名士的理論思口。因此，向秀『莊子注』誕生後，雖然在西晉前期一定範圍內「振起玄風」，促進了玄學的復甦，但是在玄學高潮到來的元康時期，卻被思想界冷落，未能流行於世於。而當玄學思潮因八王之亂再次跌入低谷時，其理論價值才被郭象重新發現。遺憾的是，郭象隱蔽而成功地運用般若學的「無本」思想，去掉了向秀哲學中傳統的宇宙生成論尾巴，吸收了其全部思想精華，使「名教」與「自然」徹底融為一體，解決了魏晉玄學的歷史課題，並將這一劃時代成果熔鑄在自己的『莊子注』中。向秀的原作則幾乎成了失去學術價值的空殼，在流傳中佚失，留下了關於向秀、郭象『莊子注』著作權的千古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