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我國刑事訴訟法有關舉證責任的規定，僅第一百 六十一條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有舉證責任。」惟一般見解認為檢察官此責任， 僅為形式的舉證責任。英美法將舉證責任細分為提出證據的責任及說服的責任。說服責任又 有程度上的差別， 自難易而分有「無庸置疑」（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證據 明確」（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 「證據優勢」（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等三種不同程度。 我國為職權主義的刑事訴訟制度，法官必需調查對當事人一切有利、不利的證據，無所謂提 出證據責任的概念。惟最高法院判例言：若「所獲得之證據資料，仍不足為該被告有罪之論 證時，即應為無罪之喻知。」足見我國仍有類似說服責任的概念。惟此說服責任的理論基礎 為何？在構成要件部分，其說服責任固應由檢察官負擔，但阻卻違法、阻卻責任應由檢察官 或被告負擔？亦即：若所獲得之證據資料，仍不足認為阻卻違法事由「存在」或「不存在」 的認定，法院應為不利被告或不利檢察官之判決？ 又程序法的舉證責任亦為本文重點。被告主張自白為非任意性時，應由被告或檢察官就此負 舉證責任？若被告主張證據係違反法定程序取得，應由被告證明證據之不合法，亦或由檢察 官證明證據之合法性？ 針對以上問題，本文以刑事舉證之基礎理論，逐一論述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