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為立國大本，而童蒙教育對個人知識的培育與人格的形成，更具有極大的影響。
我國自古即重視教育，根據《禮記‧學記》記載：「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
有序，國有學。」（註一）足見各級行政區域均有學校的設置，其發達可知矣，而對
於孩童的教育，更是普遍重視。漢朝即有「蒙學」，一般稱之為「書館」或「書學」
。其教師稱為「書師」，教材則稱為「蒙書」，以其為開啟童蒙教育所用的書；或以
教育的基礎在語文，而語文教育首重識字，因而集中識字的主要教材，一般稱為「字
書」。
中國古代的蒙書是從字書發軔。以今日所知見的史志著錄，早在周代即有供學童識字
、習字的字書……《史籀篇》。秦併六國，統一文字，更編有《蒼頡篇》、《爰歷篇
》、《博學篇》等字書。漢興蒙學發達，閭里書師除合《蒼頡》、《爰歷》、《博學
》三篇為一書，統稱《蒼頡篇》。這種「以類相從」編纂而成的識字類蒙書，對後代
蒙學字書地編纂有相當大的影響。
漢魏六朝蒙學字書的編纂頗多，《漢書‧藝文志》「小學類」著錄即有十家四十五篇
，其中有司馬相如《凡將篇》、史游《急就篇》、李長《元尚篇》、揚雄《訓纂篇》
、（註二）。而《隋書‧籍志《所著錄的尚有賈魴《滂喜篇》、張揖《埤蒼》、班固
《太甲篇》、《在昔篇》、蔡邕《勸學》、《聖皇篇》、《黃初篇》、《女史篇》，
崔瑗《飛龍篇》、朱育《幼學》、樊恭《廣蒼》、陸機《吳章》、周興嗣《千字文》
、束皙《發蒙記》、顧愷之《啟蒙記》，以及《雜字指》、《俗語難字》、《雜字要
》等（註三），其中《滂喜》與《蒼頡》、《訓纂》合稱三蒼」。然而這些蒙學字書
如今大多亡佚不存，目前尚完整保存的僅有《急就章》與《千字文》二書而已。
唐宋以後，教育更為發達，童蒙教育的教材也在既有基礎上發展，由原有的識字教材
，擴展到道德、知識、應用等方面的教育。隨著教育的普及與印刷術的發達，童蒙教
材愈加豐富，體系亦漸趨廣泛而完備；其體裁、樣式推陣出新，並趨多變多樣。唐代
在歷史上與漢代並稱盛世，其教育則較漢代更為發達，不僅官學興盛，民間蒙學亦十
分普及。但以今日所見的文獻載籍而言，則詳於官學，而略稱私學；因此對於唐代民
間蒙學的情形則多不甚明暸。尤其蒙書的情況，自來亦是詳於宋、元、明、清，而略
於唐；至於蒙學的識字教材，後世則以《三字經》、《百家姓》與《千字文》最為人
所熟知，影響亦最為深遠。今幸賴敦煌石室大批寶貴的唐人寫本重見天日，其中存有
種類繁多，數量亦夥的蒙書寫本，使我們在千載之後，得以一窺唐代蒙學的梗概與各
類蒙書的面貌。
在敦煌石室遺書的各類蒙書寫本中，以《千字文》與《開蒙要訓》的抄本為數最多，
此二書皆為識字類蒙書。古代教育雖然普及，但除王公、貴族與少數官宦、仕紳之家
子弟外，一般平民子弟則較少有機會接受教育。一般家庭經濟能力有限，童蒙受教時
間不長，私塾蒙館教授的也多以識字為主，以便日常生活寫信、記帳之用。這當是敦
煌寫本所保存的蒙書資料中，以《千字文》與《開蒙要訓》抄本最多的主要原因。
敦煌地處四陲，為絲路必經要地。隋唐時代不僅是東西交通樞紐，更是經濟、文化交
流之孔道。唐時敦煌地方教育發達，有州學、縣學、寺學、義學，既承襲中原文化傳
統，亦深具西域邊陲胡漢交融的地域文化特性。童蒙教育方面，亦顯現此一雙層特質
，《千字文》的遠播與盛行，正是中原傳統文化的承襲與延伸；而《開蒙要訓》的流
傳則展現其時代性與地域性的文化特質。余有志於兒童識字教育的研究亦有多年，對
敦煌文獻中的識字類蒙書多所留意，因不揣淺陋，識以敦煌遺書中的《千字文》與《'
開蒙要訓》為研究對象，藉以探討敦煌識字類蒙書在中國傳統蒙書發展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