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在歷經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亂甚至是中日甲午戰爭等內憂外患以後，知識份子目睹滿清政府的自恃無能及對施行三十幾年自強運動的絕望，多數因持續投入改革思潮運動之中。其中，經由介紹西方政治、經濟、歷史、地理作爲追求仿傚西方式富國強民的著作因應而出，如魏源於1842年編寫完成的《海國圖志》最具影響力。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進行鎖國政策，多經由中國漢譯資料接受西學，然而在中國這個「殷鑑不遠」的失敗中獲得警惕，進入明治後因進行更爲徹底的西化。十九世紀下半葉，日本「明治維新」之空前成功及其與中國國勢之凌替，對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產生莫大的啟蒙作用，並促使其留學東瀛或赴日考察，成爲日後拯救國難之革命志士或中國近代化之推手。羅振玉，即可謂是在這種時代思潮中所醞釀出來的典型知識份子。羅振玉在甲午戰爭隔年因創辦「學農社」開始接觸日本文化，其後又創「東文學社」，致力於透過日本學人之協助推廣西方新式教育。羅振玉作爲朝廷學部官員於1901年第一次赴日考察，使其深刻體認到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所建立的強盛基礎，加強了其以教育爲救國良方之信念。1911 年武昌起義成功、袁世凱復辟，羅振玉因避難舉家東渡日本。在第二次赴日的八年期間，羅振玉將其畢生收藏的古物、金石遺文考證等進行頗具規模的研究，投入在著書及傳刻古籍等之出版事業之中。羅振玉作爲前清遺老，畢生之中蒐集金石、古物、善本文籍等不遺餘力，對於振興清末以來國學不振、傳統文化價值觀低落更有振衰起弊之功，曾慨述抱負認爲古文化研究之大用曰：「上窺古代禮教、民風、人事、物象，溯進化之淵源，尋文明之軌轍。」本文擬透過羅氏對出土文物如甲骨文、敦煌寫本、簡牘、古明器等之蒐求及研究考證，探討其古史認識與民族意識，並藉此解釋「反（返）經信古論」之思想淵源與時代背景之關係，最後分析其歷史文化研究與作爲前清遺老救國意志根本意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