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寫作的目的，並非對日本律令與中國律令一一作比較，但透過諸專家學者的研究，可以得知日本在制訂其律令時，自然會認真考慮其本國的需要而訂定法律。所有在大寶、養老律令時期，其律所規定的刑幅，大概較唐律減輕一至二等；其令所規定的制度編制，也較唐朝縮小，這是順應國情的緣故。日本如此，其他模仿中國法律者，如朝鮮、越南等國也是如此，但無礙欲成為中華法系的一員。中國自唐玄宗開元後期，不再做全盤性的編纂法典，直到明、清時代，仍然以刑律的發展為主流。東亞諸國在此背景下，也是以刑律的編纂為主，而成為此期中華法系的主要內涵。 中華法系的特徵，簡單說，在於建立一個有人情味的法律世界。因為重視人倫，所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或者重視人權的「權利」概念，並不是這個法系立法的重點。基於這樣的理解，今日吾人在西方法系影響下，不免產生東、西法理衝突的矛盾狀態，例如：性善與性惡、個人主義與家族主義、權利與義務、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與差別主義，乃至於法律與道德的關係等，在制法時應該如何予以調和、轉化？這些課題，自十九世紀末以來迄今已達一個世紀，仍然困擾東亞諸國。這些矛盾與衝突，仍是未來東亞各國必須面對克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