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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新民主主義時期(1949-1956)中國共產黨的私營工商業政策
作者:李福鐘 引用關係
作者(外文):Li , Fu-Chung
校院名稱:國立臺灣大學
系所名稱:歷史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陳永發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03
主題關鍵詞:新民主主義毛澤東共同綱領民族資產階級三反五反過渡時期總路線New DemocracyMao ZedongCommon Programmenational bourgeoisieThree-Anti CampaignFive-Anti CampaignThe General Line for the Transi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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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並未立即採取激進的社會主義路線,而是沿用一九四0年代以來一貫宣傳的「新民主主義」(New Democracy)口號。簡言之,所謂「新民主主義」,指的是夾在孫中山所領導的「舊民主主義」與未來將由共產黨人實現的社會主義之間,一個過渡的階段。這個階段將會持續多久,共產黨人在整個一九四0年代從未講清楚,只說會是「相當長的時間」。毛澤東之所以要在建國前提出這樣的概念,主要為了祛除中國人民對「共產」的恐懼(事實上這正是國民政府反共宣傳的重點)。毛澤東保證新民主主義階段不沒收「民族資本家」的財產,農村地區亦將保留富農,土改鬥爭矛頭將只對準所謂土豪劣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民主主義事實上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階段作為孤立國民政府的統戰策略,主要用意在於拉攏資產階級,至少是中立那些害怕被共產黨「共產」的人,讓他們不至於因為恐懼中共轉而死命效忠國民政府。
  建國之後,新民主主義有了更多層次的意義,除了原有的統戰功能外,中共面對建國初期殘破的經濟局面,以及失控的通貨膨脹速度,在在需要資產階級的合作,來穩住全社會最起碼的吃飯穿衣問題。在這樣的要求下,新民主主義路線成為中國共產黨能否穩住政權的關鍵因素。也因此中共建國以來雖然不斷努力擴充國營經濟的力量,企圖逐漸將全國經濟活動都納入為政府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的一部份,然而當私營經濟部門出現經營危機時,共黨政府還是必須一而在、再而三地援助紓困。只不過反諷的是,私營工商業者之所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不斷遭遇經營困境,最主要原因正是來自政府部門的打壓,包括高額的稅捐、嚴厲的罰款、政治的打擊、國營企業的排擠等等。
  這樣的「紓困/壓迫」過程一再循環的結果,導致私營工商業者逐漸失去經營的積極性,尤其是政治上的歧視,更讓不少私營工商戶恨不得早日甩掉「資本家」的帽子。然而共產黨在還沒有把握全面掌控經濟以前,不願貿然接管全部的私營經濟部門。建國前幾年中國共產黨的私營工商業政策,就在這種相當尷尬的氣氛中,維持著高度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事實上也正是新民主主義在理論上的最重要特徵。
  打破這個尷尬局面的,無疑是毛澤東。一方面出自於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必然堅持,另方面則是毛澤東在經歷「三反」、「五反」之後深刻感覺到新民主主義對共產黨潛在的腐蝕性,因而在一九五三年之後,毛澤東不斷提出向社會主義大步邁進的構想和政策,新民主主義走到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尤其是到一九五五年夏天,已注定無力回天,原本承諾會持續「相當長時間」、「三個五年計劃」的新民主主義,只花了不到七年,就壽終正寢了。
  本論文企圖以不同於中共官方的詮釋方式,重新呈現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間,新民主主義的開始與結束。在這段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整頓金融秩序、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糧食統購統銷……等等和私營工商業者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事件。從這些事件中,不僅看到了一九五0年代中國資產階級在共產政權下的際遇,同時也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決策模式,尤其是毛澤東個人的領導風格。中南海內特殊的政治生態,事實上埋下了日後共和國絕大部份政治鬥爭的種籽。這或許是本文針對中國工商業者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的命運加以探討的過程中,附帶的收獲。
From 1949 to the mid-1950’s,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al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so-called
“Common Program”(共同綱領), this new Republic “is a state
of the New Democracy, or the People’s Democracy.” The essence
of the New Democracy, a theory invented by Mao Zedong, basically manifested itself in the policies regarding classes. The New Democracy stipulated that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民族資產階級)and the rich peasants(富農)were officially recognized and protected by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dopted the New Democracy theory in order to ease tensions between the different classes nationwide. By uniting with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and rich peasants, the CCP could fully devoted itself to struggling with the remaining Kuomintang forces and stabilizing the economic turmoil after the civil war. However, the precis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mocracy depended upon the intentions of the top leaders of the CCP. As a result, its significance inevitably became ambiguous. Before 1953, in the process of dealing with severe inflation and fighting against corruption (the “three anti-” and the “five anti-” campaigns), the CCP dealt a deep blow against the urban bourgeoisie.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in order to boost the economy and reduce the unemployment rate, the CCP had to pacify the bourgeoisie to maintain their enterprises.
Things changed after 1953. After Mao proposed The General Line for the Transition Period(過渡時期總路線)and criticized the pragmatic high-ranking officials headed by Zhou Enlai in the early half of 1953 for compromising with the bourgeoisie, the CCP changed its attitude toward the New Democracy. New policies designed to realize socialism were submitted, such as the abolishment of free grain markets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By examining the turning point in Communist attitudes toward the bourgeoisie, this dissertation offer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CCP’s policy-making process as seen
in the final abandonment of the New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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