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戶學」是以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水戶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1）主持編纂的《大日本史》為中心，進而在編纂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思想體系。從光圀於江戶藩邸設史局（1657）開始到明治39 年（1906）成書，《大日本史》的編纂共歷時了250 年。在這250 年之間，水戶學研究的重心也曾經因為時代的動亂和史籍編纂上實際遭遇的狀況而有所調整，從早期彰考館的「水戶史學」，先是轉移到以弘道館為中心而發展出來的「水戶政教學」，進而在天保時期（1830-1844）以後逐步與藩政改革、上書幕府等現實政治運動作結合，而演化成了超越水戶藩並擴及日本全國各地的「幕末水戶學」。 儘管如此，歷來的水戶學者們所關心與回應的議題，幾乎都不脫對「名分問題」的詮釋與再詮釋。如水戶藩第三任藩主德川綱條（1656-1718）在其所作的〈大日本史敘〉中述及光圀編纂《大日本史》的原因之時，便透露出了《大日本史》和司馬遷之《史記》在「名分問題」上的認知差異，進而凸顯了「讓國」與「讓天下」這個在中國傳統經典中看似相近的概念，在近世日本文化中的高度歧異性。而在《公羊》學「天子一爵說」的對照之下，也顯現出了江戶儒者對於日本國族建構的努力。 水戶學雖然因為提倡「大義名分論」，而常常被後來的研究者歸入朱子學派中來進行討論。但在「名分問題」和「易姓革命」等議題上，後期水戶學者卻有明顯受到古義學派之伊藤仁齋（1627-1705）和古文辭學派之荻生徂徠（ 1666-1728）注解「論孟」的影響，進而在相關的著作當中有傳承或對話的情形出現。如藤田幽谷（1774-1826）在〈正名論〉中以「庶姓奸天位」來形容「易姓革命」，並且強調這種情況在日本從未發生過。如此以「萬世一系」之天皇為尊的思想，一方面回應了仁齋和徂徠在「湯武革命」議題上的相關討論，另一方面又顯與中國頻繁發生之「易姓革命」或理想憧憬之「禪讓天下」的政治實況與想像有著相當大的落差。而這些的歧異與落差，正是日本在對中國傳統經典進行文化容受的過程當中，因為價值觀、倫理思想，乃至於起源信仰差異而造成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