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導論、結論外，本文共分四章．導論中，本文提出「國家與社會」的研究取徑，強調討論商人團體要同時考慮以下四項變因: 結社法令, 經濟政策, 市場經濟和都市社會, 才能理解商人團體和社會變遷間的動態複雜關係。第一章分析商人團體出現的時代背景，並整理蘇州會館公所和商會的基本資料。第二章討論商人團體組織方式和結社法令間的關係。會館公所和商會「結社宗旨」的不同，主要是因為商人團體面對的結社制度不同，，不能過度誇大其間的差異。第三章討論商人團體和地方社會間的關係。
　 同鄉關係對兩類商人團體都有作用，同鄉關係和會館公所結社商人的經商活動密切相關，也對商會選舉有重要影響。蘇州眾多同鄉會館、善堂和家族義莊的存在，使商人結社容易援引成案，順利成為地方社會中的「公產」。晚清憲政和地方自治的發展,則 使商會具有「依法自治」的特性。
由「公產」到「依法自治」，可看到商人團體對地方社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第四章討論商人團體和政府財經政令間的關係。政府對待商人團體態度的不同，使商人解決商事糾紛的能力發生變化，商會向政府協商的能力都比會館公所明顯增強。晚清以前，政府介入經濟事務固然不是為協助商人增進經營和生產效益，但也絕非是要執行所謂「抑商」政策，維持治安教化才是主要目的。晚清公司法、破產法等商事法令的制定，不僅反映政府經濟政策的重大變化，也擴大了商會參與經濟立法活動的空間。
總結各章討論，本文對近代中國社會變遷做的結論是：晚明到晚清間的社會變遷，正是一種由「政府治安、教化政策支持的社會變化」到「政府經濟、憲政政策支持的社會變化」。十六世紀以後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交易行為需要更複雜的商業制度配合，會館公所舉辦的集體活動，諸如和牙行集體議價，提供倉儲、碼頭和度量衡設施等，都使結社商人有效降低經商過程中交易成本。商人結社普遍發展，加上同鄉會館、善堂普遍設立，使十六世紀以後中國都市社會中增添了眾多的民間自願結社，因而出現日益明顯的「管理型的公共領域」（managerial public sphere），發展至晚清則更加普遍，然而，晚明商業制度和都市結社參與公共事務所產生的社會變化，之所以比不上晚清變化幅度的關鍵，則是因為政府政策的差別效果。晚清的劇烈社會變遷，主要是來自政府政策的轉變，由支持治安教化為重心，轉變為支持經濟發展和憲政自治為重心，這種政府部門的鉅大轉變才是晚清社會變遷加速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