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書遇》中可看出陽明學說對張岱以及晚明陽明學者廣大深刻的影響。他們的《四書》學見解率以陽明學說為圭臬，或加以引用、或加以引申發揮，呈現了「宗王」的《四書》學特色。 以張岱為例，他認為陽明的「良知」之學確是儒家道統的嫡傳。不論是對《大學》改本的看法、對儒家人物的評價；或是對經典的認知、治學的目的、治學的態度皆以陽明為宗。在《四書遇》中，張岱除了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陽明心學作為詮釋《四書》的思想基礎外，更承襲了陽明對《四書》學的見解，諸如《大學》「三綱領」、「格物致知」、《中庸》的意涵、《論語》「仁」的內涵、《孟子》「性善說」的質疑等等看法。此外，對陽明的許多觀念亦屢屢徵引闡發，如對名與實的看法、對性命之看法、面對毀譽的態度等皆援引陽明之說為依歸。換言之，《四書遇》可說是晚明一個知識份子接受陽明心學後，在生活與生命歷程中的體悟所得。由此可看出，陽明學說不僅對晚明知識份子在學術方面的影響；更甚者則是成聖成賢的生命追求。用張岱的話說，即是「世界缺陷，即是此心不曾圓滿。」完美人格的講求。 總之，張岱的《四書遇》是服膺陽明學說的解經之作。他在其史學鉅著《石匱書》中就如此說：「陽明先生創良知之說，為暗室一炬。」又說：「致良知之說行，而人猶訾之，天下無學術矣；平宸濠、平思、田之功成，而人猶訾之，天下無事功矣。」其對陽明的學說與事功可說是推崇備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