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究典故，以發明經義；經義重古義，輕時義；以文解經，亦能發明經義，卻非詁經正途。這略是四庫館臣對經學的基本立場。經典既為學者共遵共奉，所以標的不是爭議所在，如何看待經典，才是對諍的核心，亦即經典的研究方法，可以見出雙方的差異。館臣以「《春秋》寓於史」為其《春秋》學的基本觀念。須明了整個史事，才能理解褒貶所在，否則就是憑空而談。所以館臣於《春秋》三傳推崇《左傳》，且連及於杜預《集解》、孔穎達《疏》。不顧及記事，而侈言大義，是所謂無本之談；僅止於記事，不論及垂法，是不通《春秋》大義。《春秋》有事、有文，作者之志，則在禮之中，從事與文探求禮，才能獲得大義。然而「《春秋》寓於史」，卻輕忽「其文則史」的意義，在《春秋》事、文與義中，獨缺對文與史關係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