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寫《史記》是由於他父親司馬談的臨終遺命。司馬談是怎麼死的？史公語焉不詳，且事有蹊蹺。何以知之？據〈太史公自序〉，史公在「發憤且卒」與「不得與從事」之間，有一個「故」字。這一個「故」字，暗示或點明了其中另有隱情。司馬談是「發憤」而死的，而他的「發憤」與「不得與從」直接有關。「不得與」三字重要。史公在〈自序〉後文中再記司馬談臨終之言，重提「不得與」三字。「不得與」者，不能夠、不許可參與之意，而不是不願參加。〈封禪書〉記始皇帝絀儒生、直上泰山封禪，然後說：「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于封事之禮。」這「不得與」三字，點明是不讓他們參與，而非有病不能參與或不想參與。可見司馬談之死，跟武帝不讓他參加封禪有關，他因此「發憤」而卒。武帝為何不讓司馬談參加封禪？司馬談對漢武帝封禪的看法如何？一路追蹤下來，便有許多問題可講。 司馬相如的《封禪書》，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以及司馬遷《史記》的〈封禪書〉與〈五帝本紀〉，都與武帝的封禪直接有關。他們三人對武帝封禪求仙的基本態度是一致的，但無論生前、死後怎麼諷喻、尸諫，對武帝都未能產生一點作用。由此看來，知識、道德與文采，似乎都敵不過人主一人的私念，能不令人慨歎！雖然如此，他們三人都為後世留下偉大的篇章，其中的深心宏識還需要後人的仔細解讀才能明白。司馬遷在三人中最為晚出，又是在他父親「發憤且卒」之下臨終受命著史，他對武帝的封禪作了忠實的歷史記錄，在〈封禪書〉與〈五帝本紀〉中也作了深刻的歷史批判。武帝未必看到這二篇文字，或肯接受他的諷諫，司馬遷並不寄望這一點。他寫《史記》是「述往事，思來者」，是「以俟後世聖人君子」，是要讓後世的聖人（人主）君子得以觀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