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軸即定位在「朱熹生命本質的探討」與「圓成生命的追求」上，冀望能透過朱熹留下數量龐大的詩歌材料，理解他生命的進程與困境。面對這樣一位歷史上偉大的文化導師，更深邃地鑽研其內在生命的奮鬥，與外在事功的建立之關係，絕對具有啟發性的意義，這是本文之所以作的原因。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緒論」，包括一、研究的緣起，二、研究的依據與原則。文中所引用的詩歌材料，主要是依據大陸四川教育出版社的《朱熹集》為主，而以臺灣中華書局出版的《朱子大全》為輔。
第二章是討論：一、朱熹所處的時代背景，二、朱熹的生平與其在歷史上的意義與影響，三、朱熹詩歌的評價與其詩論。朱熹所處的時代：
(一)、在政治上是自高宗定都臨安，直至寧宗重用韓侂冑發動「偽學」之說，以攻訐朱熹閩派學團為止。這段期間，宋、金之間大部份的時期裡，雖然維持和平態勢，但基本上宋朝政府仍是擺脫不去屈辱偏安的局勢。也正因為整體的國勢，總是處在委曲求全的巨大陰影底下，因此南宋的政治空氣，時時瀰漫一股低沉氣壓，形成內心一種與時而俱的壓抑心態，這一時代的氣壓，便也委曲蜿蜒地表現在文學作品之中，從朱熹部份的詩歌創作裡，便可嗅到此般曲折的消息。
(二)、在社會上，時代的氣壓雖然低沉，但是南宋自孝宗繼位，至寧宗上半期韓侂冑被殺為止，此四十餘年，因在政治、軍事上與金人議和，而使得南方的社會，得到一個相對性的穩定；也正因為穩定與和平的偏安局勢，而令南方的經濟擁有可資發展的機會。富裕穩定的社會，讓這些知識分子享有生存以外的追求，下焉者，於倚紅偎翠，聲色犬馬中獲得滿足；上焉者，於詩詞字畫，經書六藝中取得共鳴。因為，他們無法走向沙場，創造歷史；他們也無法真正走向政治，創造時代，歷史是長期寫著屈辱求和的印記，因此，它的世代產生不了李白那種「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的傲然自信，率真無懼的盛唐之音。南宋的基調，多少浮泛著一股抑退的氣質，而不是亟亟向前去的陽剛性格。朱熹部份的詩歌內容也有這種傷感而靜退的調子存在。
(三)、在學術上，宋代的學術氛圍，與宋代著重文治的政治風尚有著絕對的關係。其學術的特色，略有以下數端：
1、著重經世致用的理論實踐
2、倡導自由講論的學風
3、崇尚平民樸實的風格
4、推動印刷事業的昌盛
第二節陳述朱熹的生平與他在時代中的意義與影響。
第三節討論朱熹詩歌的評價與詩論。本文認為朱熹詩歌的地位，在中國文學史上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朱熹現存約一千四百多首的詩歌，除卻可以令人窺知朱熹生命的外在歷程與內在的義蘊之外，就藝術價值來看，他的作品也多有上乘之作。錢穆先生於《理學六家詩鈔》自序中曾云：「晦翁詩澹雅淳古，上規選體。跨越宋唐，卓然不倫。以詩人標準言之，晦翁亦為巨擘。」 以詩人標準言之，朱熹確實足以卓立於宋代大家之中。因此，文學史實應重新釐定朱熹詩歌的地位，重新給予他一個肯定的地位！
至於朱熹詩歌的價值可從五個方面來考察：
(一)、是探索其生命本質、過程、與終極關懷之重要憑識
(二)、是研究其思想發展、轉變、與形成之重要佐證
(三)、是落實其詩歌理論，並推動宋代文風走向平易自然之助力
(四)、是測度彼時閩學集團交遊往來之重要依據
(五)、是了解彼時閩地山川文物之重要佐證
以上五點，當不能盡納朱熹詩歌之價值，只舉其犖犖大者以言之；然而，僅僅只是選其中任何一點加以深研探究，亦皆足以再寫一、二本專書，附麗於朱熹豐富的詩歌價值之上。
而朱熹的詩歌理論，本文則由：
(一)、從「詩以言志」的觀點立論
(二)、側重俊健平淡的詩風
(三)、學詩的範本
三者以概述朱熹詩論之大要。
第三章至第五章為本文的主要論述內容。朱熹一生均以儒者自居，因此，本文之第三章首從「聖業的承擔」論起，並從一、「儒教的薰習」與二、「事功的建立」再加以分述，說明其一生的定位何以是確立在儒家的事功之上。
就「儒教的薰習」而言，朱熹對做為一位儒者的認定，乃是緣自於父親與數位恩師的影響；此外，幾位學友之間的切磋講論，也更加鞏固其做為一位儒者的意志。
朱熹的父親朱松，是以教育朱熹成為一個儒者在實踐他的教育方針，正因為這一份儒學的陶冶，使朱熹本質上原具有疏蕩浪漫的性格，在幼年已始的調矯改變之下，發出對儒學精神的嚮慕，從而令朱熹的性格可以規範在聖學的形式之內。
而其恩師，劉子翬、劉致中、胡憲與李侗四位先生，也是教育朱熹成為一個儒者以期勉之。特別是李侗，他對朱熹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1.朱熹接受李侗教導他學問的路數以後，放棄雜學各家，而確定以發展儒學之聖業做為其一生之職志。
2.李侗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的人格證量，在朱熹與之往來的受教過程中，直接感召了他，這種融釋洒落的人格風度，就是道在人身上的直接呈現，此一語默言笑的身教，實非經典文字所能完全觸及。李侗「親身」的教導，使朱熹尚屬渾沌的生命，產生對道體跳躍式的領悟，進而使其生命有趨近於圓成境界的可能，以及有機會得到體觸到道體的些許經驗。此從他受教於李侗之後，創作大量的體道詩，可以獲得印證。
但是由於朱熹與道體只有短暫的接觸和體悟，故對於儒學中關於本體的問題，未能深有自信。所以，當李侗逝世之後，他轉向諸學友切磋生命道德的學問。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人，對於朱熹在企及圓成生命的過程，均有不同程度的互動與助益。
張栻，受學於胡宏，其學乃就日用處察識而後涵養之，與李侗之教十分近似，故朱熹往會張栻，為的是再一次印證他受學於李侗後，對於已發、未發等問題的理解，是否真確。討論的結果，二人於思想、於情誼均頗為融洽，《南嶽倡酬集》中倡和的詩篇，即表現出二人相得的歡愉之情。但是當他四十歲，中和新說成立以後，力主先涵養後察識，以《大學》為定本，著重格物致知之意的發揮，遂離胡宏、李侗的體道之路又遠矣。
呂祖謙是為朱熹搭上接觸陸（九淵）學的重要橋樑。朱、呂、陸三家為宋代乾、淳以後的重要學派。 朱學以格物致知為重，陸學以發明本心為主，呂氏家學，向來以接納各家之長為尚。鵝湖之會後，呂努力調和朱、陸二人的歧異，朱熹乃對心學的意見略有所轉。但當呂、陸二人相繼過世以後，朱熹再一次失去對直接把握本心道體的向依，再度緊守格物致知的知識分解之路，形成他在追求圓成生命路程上的又一次逆轉。
就「事功的建立」而言，由於做為一個儒者，是朱熹理性上的一個決定，他必須正視儒學中強調內聖外王的「外王」事功，這一點並未因為他在把握「內聖」的修持上有疙瘩而予以放棄，相反的，他以其極為強大的熱情從事於儒家聖業的承擔。傳統的儒者，多將事功建立在「政」、「教」二途，特別是以從政作為外王事功的必行之路。朱熹幾次的出仕，乃因於傳統儒家對於經世濟民的重視。但是緣於南宋政權對於北方的敵寇總是處於委曲求和，保持現狀，不敢有所進取衝決的狀態，使積極主戰的朱熹萌生退離政治的意念；再者，南宋的君主對於朝臣的諫言，常採敷衍的態度， 更加強其遠離政治的心志。「仕宦」既非其所願，於是他選擇「隱逸」的生活形式，而以文化教育的領域做為其成就「外王」事功的展現。他依於儒家教育興國的傳統，卻違於儒家積極從政的本懷；他依於隱者退居林野的生活，卻違於隱者寂靜處世的原型，他選擇「仕」、「隱」強烈對比之外的另一條路，居鄉講學，以立身於世。他以極大的熱忱努力於教育的工作，講學，著書，修建書院等，都是他在教育文化事功上的承擔，在此，他的一生交出極其光輝而燦爛的成績，這些生命中的芬芳，也都呈現在他的詩作之中。
第四章是討論朱熹「生命的困境」。包括一、入世與退隱的二重變奏，二、徘徊難遣的生命情愫，三、良師凋零對其圓成生命的影響。
朱熹是一位理學大師與教育家，但是他也有難解的生命困境，這些悲懷演化而成的作品，若與宋代幾位重要的理學家做一比較，會驚訝的發現，朱熹的悲感惆悵，要比其他的理學家強烈許多。他的困境，第一來自「欲仕」與「欲隱」的雙重矛盾。因為出仕是傳統儒者所肯定的外事功，然而他卻又認為在當時南宋的政治環境底下，出仕難有真正的作為；「退隱」是生命選擇淡泊寧靜的形態，但是基於儒者的責任，與生命的才情不甘於於無所表現，使朱熹又無法完全的放下，在「仕」與「隱」的擺蕩中，朱熹的內在世界有著無法全然熨平的衝突存在，這種衝突與矛盾，形成他詩歌中不安的騷動之音。
朱熹第二個生命的困境，來自對於生命之渺小與有限所產生的悲慨，這個主題的大量書寫，勾畫出作者是一位對時間之推移與對生命之存在，有著強烈敏感意緒的詩人。這是朱熹之詩，其內容多有所謂的詩人之詩，與其他的理學家之詩多只為擊壤一體的重要差別。
朱熹第三個生命的困境，是良師凋零對其圓成生命的影響。對朱熹一生發揮關鍵性影響的人是李侗，李侗對朱熹的示教，使朱熹曾經對道體產生過吉光片羽的體悟。但是體道的自在並未能貫徹朱熹一生之終始，李侗逝世之後，朱熹又落入他往常的軌道，以知識去面對生命，去理解道體，儘管這一條路可以趨近於道，卻很難真正入道，這是他生命無法沒有疙瘩地平舖下來，無法安頓的主要原因。
第五章是側重在朱熹「性靈之自在」一面的探討。本章從一、燕居生活的真情流露，二、隱退山林的心境取向，三、冥玄默坐的清志扣合等三方面來觀察朱熹其人的另一個面貌。基本上，朱熹的生命情調是有著一股真性深情存在著，當他的情感充分顯露的時候，於燕居生活之中，會展現出極其浪漫而又放逸的詩人氣質。當他鍾愛山月雲泉的雅趣為之興起的時候，他呼朋引伴遊賞於自然山林之間長達十數日。而他也愛閱藏息靜，調息冥想，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儼然是一位清修的隱者。而無論是燕居生活的放懷，親近山水的幽趣，亦或是冥玄默坐的高致，其實都是朱熹自在性靈所迴旋而出的生命旋律。這裡聞不到生命必須做艱苦奮鬥與承擔的氣息，也無沉重而傷感的生命困境，有的只是他乘其興之所適，以疏瀹性靈的舒暢與自在，如果不讀他的詩，根本無從認識朱熹還有如此可親可愛，可與行雲流水同其流暢而自在的生命情態。
第六章為結論。
從朱熹的詩歌以窺看朱熹其人，絕對是能更真實而全面地理解朱熹生命的史章，而這正是本文所欲擘開朱子學另一研究方向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