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分」相對於血緣而來，本文試圖以此觀察戰後臺灣外省小說家文本中的認同轉變問題。列舉白先勇、朱天心、駱以軍三位小說家的文本，在轉折與相互疊合的文學創作時期，針對己身「認同」問題，耙梳文本。本文預設討論的對象有三：「地景」、「筆觸」、「父親」。所謂「地景」指的是小說家書寫的場景預設，例如白先勇的遊「園」、朱天心的「眷村」。這些場景往往具有家國暗示的意味在其中。「筆觸」則是小說節奏以及沉鬱、尖銳、戲謔等諸種端倪。「父親」作為陽剛身分的代表，亦具有家國暗示在其中，在小說中的位置則顯得重要，追索三位小說家文本中的「父親」可以窺見三個不同年代出生的小說家如何面對及書寫己身處境，藉此觀察戰後臺灣外省小說家文本中的「文化身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