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無意研究傅斯年和陳寅恪的史學思想，也不想討論他們之間的種種關係。本文只計劃就十九世紀末（1880）至二十世紀初（1930）之間德國及西方史學的背景，分析這「一對」中國史家的歷史觀點。傅斯年和陳寅恪在出國以前對中國學術已有相當涵養，遠離國門以後，又先後在歐美幾個國家求學，可見他們的學術淵源廣博而且多元，絕非單一線索可以說明清楚的。本文只擬從幾個重要的史學研究取向，討論他們兩人與西方史學的可能關係，並且進一步就德國漢學界（或者說中亞文化考古學者）的成就，分析他們兩人的歷史觀點。當傅斯年和陳寅恪在德國進修時，歐洲史學思潮正是新舊雜陳，派別林立。就史學思想和方法而言，毫無疑問地，他們雙雙接納了歷史語言考證學的批判法和精神。至於歷史主義，雖然長期主導德國學術的傳統，並且也傳播到歐美各地，但來自異鄉文化的學者並不容易掌握其中的精髓，儘管傅斯年和陳寅恪也展露歷史想像力、洞識力和歷史意識的智慧，但這未必說他們歸屬於歷史主義。傅斯年和陳寅恪可以併列一對，在近代中國史學中擁有一席之地。除了他們對歷史語言考證學及史語所的貢獻之外，主要還因他們共同運用「種族─文化說」解釋古史。種族和文化的問題，對他們而言，並非泛泛的歷史研究領域，而是有特殊見解的歷史研究取向。二十世紀初，歐洲史家熱衷研究西方本身的種族和文化關係，傅斯年和陳寅恪應當得悉一些見解，因而有時運用歷史類比思維，解釋中國史上的現象。除此之外，西方漢學家和文化考古學者的成就，包括「種族─文化說」和博物館內的典藏，必然會強烈激發這對學者的心思，進而積極開展對中國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