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身為反對理學形上學的主要代表,卻深受理學的影響,這種影響表現在他采用了宋明理學"天道性命通而為一"的理論結構,確立了人的內在性——"血氣心知"與世界的外在性——"氣化流行"之間結構上的同一性,并由此建構他自己的理論體系。不同的是,他把這種同一性的基礎,由宋明理學的超越本體轉變成了經驗性"陰陽五行"的"氣化",由此實現了對于人的欲望的肯定和對于經驗性知識的容納,即對于"應事"的要求,實現了儒學的世俗化和知識化轉向。然而,離開了作為本體的天道,秩序的肯定與建構就需要求助于"經學"傳統對于"經"的權威的承認。天地之道,就蘊含在圣人的經典之中,在這個意義上,經學的研究就成為了解圣人之道的最直接的途徑。戴震在理論上重新證明了經學的重要性。因此,戴震的理論是在經學與理學之間,依附于經學的權威性,采用了理學的理論結構,建立起來的一套新的儒家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