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冷戰，美國的中策延續八○年代以來的『建設性交往』方向，自柯林頓(William J.Gliton)主政開始即發展為『全面交往』政策，而歷經一九九六年『第三次臺海危機』，美國對中共則採取『全面深化交往』政策，具體的作為即是美、中(共)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之後，華府並『三不政策』作為對北京的承諾。 針對美、中(共)關係發展及臺灣第十屆總統大選，兩分別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論』與『一中白皮書』， 期間，美國處理臺海問題是以『一個中國、兩岸對話、和平解決』三大支柱為原則，惟此時美國的兩岸政策則是靠攏北京的『一個中國』，不支持獨不排除統的『兩岸對話』，以及有條件軍事承諾的『和平解決』。因此，一九九六－二○○○年的美、中(共)、臺三角色關係架構，已呈現『傾中壓臺』的不平衡格局。 自一九九六年起，在兩岸三邊的互動下，在政治外交與軍事合作上，美國對中共採取深化、全面的『交往政策』；而在軍事安全上，則是運用『拉攏臺灣，圍堵中共』的「軟圍堵」策略。為了美國國家利益，預料未來廿一世紀的美國中國政策，仍會延續『交往政策』，並兼採『和圍』策略。 最後，在美國『中國政策』主導下，臺灣應在兩岸三邊架構下找出自己的適外位置，以『雙贏非零和』的戰略開展兩岸關係，以『合作非依賴』的思維推動對美政策。在華府與北京擴大『交往』下，未來的臺灣安全，不在美的承諾，而是取決於兩岸關係的發展，故建立兩岸「建設性關係」，實為臺灣新政府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