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日本以朝鮮東學黨之亂為藉口，出兵朝鮮，終於引發近代中日兩國第一次直接的武力爭端。一八九五年四月，清廷在軍事連連失利的情況下，與日本簽定「中日講和條約」（通稱「馬關條約」）。其中第二款明白規定：清朝將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永遠讓予日本。同年六月二日，清朝全權代表李經方與日本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基隆外海完成臺灣授受手續，臺灣正式成為日本的領土。在日本接收臺灣的軍隊抵達前，臺灣為了抵拒日本占領臺灣，在臺北成立了一個「新政府」，號稱「民主國」。為何在這個時機，一批中國人能迅速地借用西方的觀念，建立一個抵拒日本的政府呢？這個觀念是透過什麼方式或途徑被提出來的？ 本文企圖從可信性較高的史料──如唐景崧、張之洞、總理衙門之間往來的電報──利用排日的方式，一方面觀察臺灣如何順著時局的推移，一步一步地走向「自主」，另建一個徒具形式的抗日政府；一方面也從這種發展中觀察建立「臺灣民主國」構想的來源。至於在時局的推演過程中，臺灣方面向中央所提出的各種方策，如何被清廷打消及被列強拒絕，和當時列強的對臺態度等問題，則非本文之討論重點。 就「臺灣民主國」成立前後清朝官僚和臺灣民眾的動向來看，「臺灣民主國」的成立，與其說是臺灣抗日運動的開端，不如說是中日馬關議和交涉的延長，尤其是三國干涉還遼事件的尾閭。設立「臺灣民主國」的努力，其實是企圖從日本手中搶救臺灣的外交設計，目的在引入第三國插手干涉臺灣問題，逼使日本放棄占領臺灣。在馬關條約未簽訂之前，張之洞就主張給予列強臺灣利權，甚至以臺灣作為向列強借款的抵押，使臺灣在現實利益上、法理上都與列強產生關係。張之洞認為如此一來，便可引列強插手干涉臺灣的主權歸屬問題。這種看法顯然是清末自強運動洋務派官僚典型的外交觀念。其實，當時的反割臺運動最終的拒日手段，也就僅止於盼望第三國的介入。因此，清朝官吏所領導的武力抵抗相當微弱。等到「民主國」的外交努力失敗，領導這個運動的清朝官僚和臺灣士紳內渡之後，臺灣民眾才深刻地了解到，必須以自己的力量來抵抗日本。由此，也可以看出割臺之際清朝官吏和臺灣士紳之拒日運動的脆弱性和極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