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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董仲舒春秋學之研究
作者:李妍承
作者(外文):Lee,Youn-Seung
校院名稱:國立臺灣大學
系所名稱:哲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張永(人+雋)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1999
主題關鍵詞:董仲舒公羊春秋學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災異改制經學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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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是漢代儒宗,深入研究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的兩大範疇,建立漢代獨有的儒學,如此為求因應前所未有的編戶齊民之大一統帝國,不僅奠下了思想統一的基楚,又建構出新的文化環境的傳統,進而含養出中國獨特的儒家知識階層,成為其能夠保持文化傳統的主導力量。其思想統一的意義,不僅是廣取先秦諸子之精髓,歸納於儒學,平息了諸子各派之紛爭,同時提高儒家理論體系之水平,足以抗衡黃老思想,遂得到儒家獨尊之地位。筆者先檢討了過去有關漢學的研究觀點,再提出經學世界觀,詳細探討了董仲舒春秋學之具體內容。
通過有關漢代儒家思想的研究觀點之檢討,可以了解過去有關漢儒的研究觀點之不足,就是說,不是過於強調其宗教性的一面-----比如,儒生與方士的結合、陰陽五行說的全盤性套用等等-----就是單純地當作諸子思想的混合而已。過去如此的研究觀點,都忽視漢儒在經學形成上所起的重要意義。筆者因此著眼於董仲舒的春秋學,通過中國哲學本身的兩大問題,亦即「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來進行了詳細的討論。第一章討論,董氏春秋學的形成在學術史上的背景。筆者認為,有關董仲舒在學術上的定位而言,與其說是直接吸收法家、陰陽家、道家、墨家等的諸子思想的,不如說是,在漢初的中央和地方廣泛流行的,且在朝庭中與儒家形成對立局面之黃老學直接影響他的思想。因為,黃老思想已經融合了先秦各家的諸子思想,它更主張適合於當時的清靜無為以及現實政治上所需要的南面之術,又通過吸取陰陽家的宇宙圖式,建立了一個綜合性的思想體系。身為一位春秋公羊大師之董仲舒,一方面從中吸收有利於中央集權的思想成分,另一方面對儒家的經書進行研究。
第二章是專門討論董仲舒思想對《公羊傳》傳統的繼承和創新。口傳下來的《春秋公羊傳》,到了漢初才是以文字寫成書冊而普及。董仲舒不僅吸取《公羊傳》原有的一些春秋義例和其主要思想,亦即是大一統和尊王說、經權說和文質說、正名說和貴志說。同時,他基於公羊學的傳承,進行更進一層的解釋,就是說,董仲舒採取漢人所關注的重要問題亦即「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的角度,創新了詮釋春秋的新的研究觀點。
第三章是討論董氏春秋學對天人之際的詮釋。《公羊傳》本身雖然很少提到「天」,然而公羊學者董仲舒,卻被認為完成「天」的哲學。從「天人之際」概念的歷史來看,董仲舒有關天人之際的種種說法,基本上是綜合無常的天命和有常的天道的兩種觀念而成,儒家因此能夠掌握了解釋天意的權柄。又,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不同於西周的神人感應說或者自然化的天人感應說,結果是兩者綜合而成的型態。董仲舒基本上把人體當作一個氣在流行的小天地---就董仲舒而言,小天地比小宇宙才是合適---,又提出一種「性未善論」的人性論。關於董仲舒的天、人的種種說法當中,最明顯的特色就是,他的任何理論都指向著中央集權的政治學說。《公羊傳》只有自然界之災、異現象的記載,沒有任何人文的解釋。有關災異、祥瑞的一些記載,亦散見於《尚書》〈洪範篇〉、《呂氏春秋》〈明理篇〉和《禮記》〈中庸〉等,董仲舒繼承了此一思想的傳統,再加以系統化(即是分別災、異的階段),又納入於儒家經書《公羊傳》的解釋。現今可從《黃帝四經》的內容得知,陰陽刑德的思考方式,早已與時令災異說聯繫在一起,董仲舒的春秋災異說,在這些理論上加以改善。不過,他並不完全接受陰陽家「拘而多畏」的形式,將它轉換為人情化,任德不任刑,此乃是其人情化的代表性主張。董仲書的災異理論,多表露出其與實際災異事件的詮釋之間的不一致,又,災異的解決方式亦呈現出冒盾。不過,就董氏而言,災異理論的重點,就在於「貴始」、「慎微」等的省思,其災異理論的最後目標則在於王道政治的理想。
    
關於董氏春秋學的「古今之辨」的詮釋來說,他所關心的是,確立漢朝的正當性以及長久安寧,為此主張改制說。漢武帝時期,雖然是繁榮昌盛,然而因中央集權體制的不完善,政治上還不是穩定,此外,禮樂的淪亡和儒術的污壞等的現實情況,也是儒者此時最明顯地深感的古今之變。董仲舒把最根本原因歸之於「周之衰」,再加上「秦之未改而益甚之」,那麼,「漢承秦制」既然是實際現實,因而就在理念上不得不採取「非秦復古」。董仲舒認為,孔子理想的表達,不單是「吾從周」,亦含藏在「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孔子述作的《春秋》,便充滿著他在政治、文化上的這些理想。董仲舒據「《春秋》當新王」(包括孔子素王說之意義)展開三統說,從而在「漢承秦制」的現實當中,提出「漢非繼秦繼周」的主張。漢代春秋學的興盛,便與「孔子為漢作《春秋》」有密切關係。貫通一部《春秋》,方能得知這「素王」具備的天道和人道,而董仲舒改制說的理想路徑,就在於人道務必法天。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經學」,正如近代學問發展之前的哲學一般,把原本屬於經學的許多領域分給其他學問。自《漢書》<藝文志>和《隋書》<經籍志>以來的歷代正史,晚至《四庫全書》中的分類法當中,經學的典籍與儒家的典籍之相比之下,我們可發現一種主體和客體的顛倒現象,就是說,由經書和經學相成主體的儒家,反而變成經學傳統中的一部份。如此看來,漢代經學的形成,可說是中國學術、文化史上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件。經學本身隨著時代不同而變化,經學世界觀也不是固定不變,但是,其基本架構的變化卻不是很大。有關天人相感的方式和重點,雖然因時移而不同,然而宇宙總是一個生活世界,亦即是由生氣勃勃的天地和與它相感的人二者交感而成的生活世界;有關古今之辨的具體內容,亦變移而不同,可是,歷史總是以堯舜三代的聖王之治作為最高理想和模範的正統,追求這正統而進行。董仲舒透過春秋學,完善地把「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的兩大範疇納入於儒家經學裡面,這兩大主題正是先秦思想家所討論的重點,結果,董仲舒一方面圓融地繼承先秦的文化思想之遺產,另一方面因應他所處的時代之需求,結果,為經學世界觀形成開出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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