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以董仲舒歷史角色的重新定位為目的。漢代儒學史上的一般常識——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而定儒學於一尊,其實並不成立,儒學興盛於漢代一事,無法簡單地歸功(或罪)於董仲舒一人。董仲舒與儒學興盛的關係,學者們向來就此予以一定的論述,然而,尚無從思想層面上作過充分的討論,故對董仲舒的歷史角色需要進一步深入探究。(參見第一章)
漢代儒學興盛的說明與理解,直接關係到董仲舒歷史角色的定位,不過,關於此說明與理解,學者間眾說紛紜,並無定論。其最大原因在於說明及理解漢代儒學興盛的框架,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或「儒教國教化」等用語本身。於是,筆者提出「儒家思想主流化」的用語,以表示儒學興盛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個儒學漸得優勢與主流地位的歷程。(參見第二章)
董仲舒由於向漢武帝呈上〈賢良對策〉,而才被視為較直接地影響於儒學興盛,但有學者懷疑〈賢良對策〉的真實性。依筆者考據,〈賢良對策〉基本上是董仲舒之作。(參見第三章)只是,若其呈上時間不明,則無法將〈賢良對策〉的內容定位於漢代儒學興盛的經過之中。於是,筆者考證其時間,得出是在建元六年(135 B.C.)六月至元光元年(134 B.C.)十月之間的結論。(參見第四章)
要從思想方面重探董仲舒的歷史角色,應先盡量把握董仲舒本人的思想系統,亦即〈賢良對策〉的思想系統。其思想系統主要由四個理論組成——宇宙論、人性論、君主政治論與天人感應論。從理論架構來看,天人感應論為位於其他理論之上的主幹理論,不過,就理論關懷而言,君主政治論便是〈賢良對策〉思想系統的重心。(參見第五章)
董仲舒將禮樂教化作為「天」與君主間相互交感的關鍵,透過天人感應的形式保證儒家社會政治學說的有效性及實效性。董仲舒天人感應論的理論性質,便是以「天」的權威引導君主的內在行事合於儒家的立場,董仲舒提出這套理論以後,漢廷奉儒學為朝政的指導原理,那麼,天人感應論就有可能對「儒家思想主流化」起到某些積極作用。(參見第六章)
漢武帝被董仲舒所言教化及其制度的效用吸引而利用儒學,其尊儒措施成為儒學取得優勢地位的基石,到漢元帝時,皇帝的行事開始受限於董仲舒所建立的理論架構。董仲舒「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的建議,並無立即成效,雖然如此,董仲舒思想在「儒家思想主流化」的過程中起了巨大作用。(參見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