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的研究主題並不著力於制度面探討，而是著重在韋伯發現組織「官僚化」的辯證過程透過對這個過程的瞭解，才能理解韋伯論述「官僚化」理論的意義。因此，本文首先依循韋伯探究歷史的軌跡觀察理性化行動的文化意義。發現資本主義之所以發展，乃受基督新教「天職」觀念的影響，此觀念亦是「理性化」組織的動力，這個基督教的倫理性使得資本主義的經營行為有了正當憑藉，並且企圖透過資本計算的理性化行為，達成組織的目的。其次，這種理性化它包含了一體兩面的「實質理性」與「形式理性」，經過了辯證的發展，便逐漸地割裂轉化為具有工具性目的的形式理性所取代。官僚體系因此被認為是最具效率的組織，主要就是它最講求透過計算，得到最佳方案及透過組織分工，獲得最大績效。然而，理性化發展卻導致了非理性的生活方式。因為官僚服從了組織，只為達成組織目的，忽略了官僚體系被創造的主要意義。官僚組織成員對這種弔詭的現象，或許不明白，或許無奈，但卻應深切地反省，這正是本文將此現象剖析說明的真正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