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陳寅恪先生的〈支愍度學說考〉提示「格義」問題以來，學者大多以「格義」一詞
具有廣狹二義。狹義指為與道安同時，竺法雅「以內典事數擬配外書」的格義之法；廣義
則指為「中國學者接受與理解佛教思想的方法」，此種方法的基本形式是：「以中國原本
的觀念對比外來思想，達到充分理解外來思想的目的」。本論文在上述二點「格義」的觀
念下展開研究，企圖解決佛教史上的二個問題：（一）「格義」在方法論上的「方法」為
何？可否進一步從思想形式上給予清楚的說明？以中國的思想形式接受外來思想，是否會
形成誤失？產生這種錯誤理解的原因何在？（二）日本的學者認為以內、外典相互擬配的
「格義」，在道安之後獲得了改善；所以道安之後的格義是基於佈教需要，所作的權宜措
施。實情是否如此？為了不忽略小乘禪學在早期中國佛教的影響，所以本論文先分析《安
般守意經》及《陰持入經》的格義問題，由此建立中國佛學論者對佛學的基本形式，以作
為理解轉變的對照之用。其次則分析道安與六家七宗的般若學理論，以考察中國學者在理
解小乘佛學與大乘般若學時，在思考方式上有何轉變之跡。初步的結論為：（一）「格義
」一詞在道安及僧叡的使用中，應指般若學流行前的時期。（二）道安的經序思想有前後
的轉變跡象可尋。前期接近康僧會一系，為中國的思想形式。後期接受了緣起論，但在論
述上不免中國主體境界觀的影響。（三）六家七宗不包括支道林及道安二者。支道林的思
想及郭象玄學有方法論上的相似。（四）中國「自我本體」觀念與「言意」的論點，可能
為不能契入佛學理論中「無我」觀與「假名」觀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