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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從神不滅論到佛性論--六朝佛教主體思想研究
作者:謝如柏 引用關係
作者(外文):Ru-Bo Shie
校院名稱:國立臺灣大學
系所名稱:中國文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林麗真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06
主題關鍵詞:神不滅論佛性論六朝佛教主體the Thoughts of ShenbumieBuddhadhatu TheoriesBuddhism of the Six Dynasties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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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寫作,目的探討「神不滅」思想的發展演變與思想史意義。企圖說明從漢末直至齊梁,中國佛教初期「神不滅」思想的發展表現出向「佛性」理論轉化的趨勢,並且說明從「神不滅」到「佛性」理論的發展,本質上乃是為中國佛教「主體」思想的發展歷程。
在早期譯經中,「神」、「心」、「意」等概念,往往被指為眾生輪迴生死的根源與解脫涅槃的關鍵。考察這些概念,可知它們在原語上本指「心」(citta)、「意」(manas)、「識」(vijñāna)而言;此三者不但在概念內涵上本可相通,其漢文譯語亦往往可見互用混用的情形。就佛教原來立場而言,「心」、「意」、「識」只是心之流動,並非一固定不變的「實體」;但由於翻譯傳達的失真以及漢語歧義性所帶來的諸般問題,使得讀者對於「神」、「心」、「意」作為「主體」而非「實體」之義,未能有充分的認識。這無疑會使他們傾向將輪迴與解脫「主體」同時看成眾生之「實體」,而背離佛教「無我」的精神。初期的「神不滅」理論兼從「主體」、「實體」方面立論,使其所說之「神」帶有不滅靈魂之意味,即出自此一影響。更重要的是,作為「主體」的「心」、「意」、「識」在概念內容上原本都指向「心」之功能,漢文譯語的「神」、「心」、「意」也都是如此;這一點對於本土學者理解「主體」問題的方式以及「神不滅」理論發展的根本方向,有極關鍵的影響。這種情形,恰巧與中國儒、道二家重視「心」之「主體」作用的思想傳統,不謀而合。再加上從「實體」方面理解「心」的詮釋傾向,可知後來中國佛教學者將生死與涅槃皆收攝於一「心」的思考方式,實其來有自。中國學者初步理解佛教教義時,當即據此建立他們對於「主體」的理解與思想。「神不滅」思想的建立,即以此為其理論根基。
考察漢晉時期初期佛教學者的思想,如〈牟子理惑論〉、康僧會、支謙、謝敷、郗超等漢、晉時期佛教學者的「主體」思想,以及兩晉般若學者道安、支遁以及心無義等諸家般若理論中的「主體」觀念。可以發現,雖然他們的思想取向各有不同,但其「主體」理論卻有著相當一致的特色:他們都肯定眾生「主體」之存在,認為輪迴與解脫之過程都是「主體」染淨變化所造成,認為是「主體」迷惑而輪迴,亦是「主體」覺悟而解脫。而「心」、「意」、「神」這些意涵可以互通的概念,便被他們用以指稱決定眾生流轉還滅、並在此過程中作業受報的「主體」。根本上,將染淨、生死解脫均歸之於一「心」,可說是早期學者的普遍思想傾向。在他們對「主體」問題的思索中,可以清楚看到早期譯經所帶來的影響;同時,學者們普遍未能掌握眾生「主體」的緣起性空之義,甚至以「實體」模式來解釋心、神概念,則應是出自傳統主體觀點的影響。這些早期學者的「主體」理論模式,即是後來中國佛教真常思想發展之先聲,更影響了「神不滅」思想的發展方向。他們雖然未曾系統地建立「神不滅」理論,但他們的主張無疑是「神不滅」思想的真正先軀。
考察慧遠、宗炳「神不滅」思想之論述方式,可知實以「主體」思想為基礎。慧遠與宗炳都認為:「心」、「神」是眾生輪迴與解脫的「主體」,而輪迴與解脫乃是主體染淨的變化所致。「心」、「神」受「情」、「識」牽引影響,是造成生死輪迴的原因;反之若「神」不再受「情」污染牽引,便是解脫境界。慧遠主張「心」、「神」是本來清淨的形上「實體」,「神」、「形」雖然二元但有著「體用」關係,此是他在理論思維上的創見。宗炳對於「神」概念的界定方式與慧遠大致相同,不同之處,在於他對「神」、「識」關係以及「識」在輪迴解脫中的作用有更詳細的說明。而他們都將輪迴與解脫作用歸之於「主體」之「心」、「神」的染淨,此一思想實具有相當近似後世「真常」思想的特色。但此一「主體」模式其實是初期佛教學者的普遍共見,此是他們的「神不滅」思想的真正背景。可知所謂「神不滅」理論本質上乃是「主體」思想在「神不滅」問題上的運用,因此若將所謂「神」解釋為「靈魂」,便窄化了「神」作為主體的意義。觀察慧遠與宗炳之思想,便可知道「神不滅」理論的發展終究是佛教「主體」思想發展的環節之一,它的發展方向取決於佛教思想界對於「主體」問題的思考方式。隨著新譯經典思想的導入,學者們對於「主體」問題有不同的思考,「神不滅」理論的方向也將隨之改變。
僧肇承繼了鳩摩羅什的大乘中觀思想,對於中觀「無我」之義深有所會。他提出「心識相傳」理論,認為眾生之「心」雖然性空不實,卻是能抉擇流轉或還滅方向的「主體」,因而是輪迴業報的基礎與解脫的根源;此說捨棄以「實體」性的不滅之「神」來解說輪迴業報的傳統作法,改變了「神不滅」問題的思考方向。但另一方面,他認為「般若」與「聖心」不是實相性空,而是不可用性空描述的實有智慧主體;此則未能完全擺脫「主體」實有思想的陰影,而與中觀思想有所差異,顯是中國本土思想傳統的影響。而僧肇以「神」、「神明」概念為「心」之同義詞,用以兼指聖人與眾生之心,認為凡聖皆有「神」、「神明」,唯其「神」、「神明」有異;此亦繼承自中國本土的語彙習慣,而與魏晉時的才性論思想若合符節。由此看來,佛教中觀學說與中國本有的思想傳統,在僧肇思想中同樣佔有極重要的位置。僧肇身為首位能較精確理解般若奧義的學者,對於佛教理論的掌握確實遠超過前人;不獨般若思想如此,在「神不滅」問題方面亦可見其突破。但身為中國學者,他在意識底層亦不免以傳統思想作為其思考背景;般若不空、主體實有、神明概念的沿用等現象,便是此一思想背景的影響。僧肇思想中的玄佛交會或佛教中國化現象,於此可見。
《涅槃經》的傳入,是是六朝佛教發展史上的一重大轉折,也是「神不滅」思想轉向的關鍵。由本文之分析,可知:(1)《涅槃經》基本上以「佛性」為佛之體性,此一立場貫串全經而未改變。但為了解釋「眾生如何可能有佛性」的困難,前分「本有」具足體性的思想,在續譯部分漸次被眾生「未來當有」佛性的觀點所取代。(2)「正因」為「佛性」之因,與作為佛之體性的「佛性」並不等同。「正因」意指形成一物的原始材料,其意涵與所謂「質料因」相近。(3)《涅槃經》主張「眾生」為佛性正因,是指眾生在生死輪迴中「相續不斷」,終將自體轉變而成佛。(4)「心」在經中一般指生滅相續之緣慮心,它即是眾生成佛的關鍵。這樣的解釋,實與隋唐以下學者對《涅槃經》的解讀方式大異其趣,但卻是涅槃師們立說的根據。但此卻正是「佛性」思想與「神不滅」思想契合之關鍵:「眾生」在生死輪迴中「相續不斷」而為佛性「正因」,此生死中「相續不斷」的眾生「正因」豈不就是「輪迴主體」?「正因佛性」的意義在於作為佛之前身,然則「正因」概念豈不就是「成佛主體」的另一種表現方式?延續不滅的眾生或心,被說為是未來成佛者,這豈不是正是「神不滅」的關注焦點?「正因」概念既是「輪迴主體」亦是「解脫主體」,「神不滅」思想援用「佛性」理論,最終並向「佛性」理論轉化的方向發展,其理論根據即在此。
竺道生為世人尊為「涅槃聖」,乃是南朝涅槃佛性思想的開創者。本文以「佛性當有」與「受報之主」問題為中心,對竺道生的佛性思想重作探究。首先,我們發現:他認為生、佛雖不二但亦不一,「理」、「法」等概念作為佛性皆是未來待證的境界,而「佛性」之本義更直指佛之果性。如此不但證成並說明了「佛性當有」的內涵,也讓我們對其思想之全貌有更深刻的認識。根本上,道生的佛性說接近涅槃師的一般模式,與「實相佛性」的觀點不合。順此,我們發現:道生雖然主張「無我」,但也認為生死解脫之中有一能作能受的「主體」,此即「受報之主」或「佛性我」。雖然由於資料的限制,不能確定「大悟之分」、「心」何者是「佛性我」的真正內涵,但他運用佛性理論來解釋輪迴主體問題乃是不爭的事實。可知在涅槃學說發展的初期,「佛性」理論已經被認為與輪迴解脫主體問題息息相關。這一點對於了解稍後南朝佛性論與神不滅思想的交會,以及中國佛教看待輪迴主體問題的理論變遷,都有重要意義。
南朝涅槃佛性思想的第一種主要類型,乃是「眾生為正因說」。經由分析,可知僧旻、智藏的「眾生為正因」、「六法為正因」之說,基本上仍遵守《涅槃經》佛性說之原旨,只是比起經文原意更強化了「心」、「神明」的重要性。他們認為眾生之為「正因」,是因為它在生死輪迴中相續不斷轉變成佛;進一步推究,乃是「心」、「神明」相續轉變成大覺種智。而僧亮的佛性思想,基本上也屬於「眾生正因」的類型。他主張因果有別的五種佛性說,主張佛性現無當有等思想特色,此則有助於我們理解涅槃師的一般理論傾向。僧亮也著眼於「眾生」念念相續不斷的性質說其為「正因」,認為雖然沒有貫串三世的不變「實體」,但相續不斷的眾生,或精確地說是「心」,卻擔負著造業與受報「主體」的角色。這是值得注意的。眾生、心、神明是「生生流轉」、「相續不斷」的連續體,由眾生至佛更被宣說為是「更無二體」的;念念相續的眾生或神明雖然不是某種固定不變的「實體」,但卻具有「人格同一性」。這樣的佛性理論說明了眾生成佛的根據,同時也確定了生死輪迴中眾生不斷不滅的延續性。「心」或「神明」雖然不是實體,但卻以時空連續體的型式貫串輪迴生死的歷程。雖然它不以「神不滅論」的型式出現,但卻已具備神不滅論的特質,並且展示了神不滅理論的全新可能模式。
涅槃佛性思想的第二種主要類型,則是「理或神明為正因說」,曇愛、法瑤、慧令、僧宗等人皆屬之。曇愛「當果為正因體」之說的內容雖缺乏資料確認,但應是指「眾生」本身因為具有無明之心,修行必得「當果」,故說為正因;此與「眾生正因」之實有相通之處。法瑤的說法則與其他涅槃師有許多不同:他直言「佛性」即是「正因」,二者之間並無區別;並且認為正因佛性是超越有無斷常、為現在眾生「本有」的「理」,其具體內容即能生善的「慈惻」之性。法瑤思想的繼承者慧令,則轉而以十二因緣生死流轉的事實為佛性「理」,並引入「神明」概念,認為生死中輪轉的神明,相續轉變為成佛時的法身;可見此派學說向主流佛性思想轉變的跡象。而僧宗作為南朝知名的涅槃學者,其思想自有獨特之處。他主張三因二果的佛性模式,在一般狀況下直接以果性為佛性,並主張果性當有,這些都反映出南朝佛性思潮的特色,而與後世的佛性觀頗為不同。一般認為,僧宗與法瑤同樣以「理」為佛性,但其實「神明」作為正因才是其佛性理論的核心。他將「神明」界定為眾生相續不斷的緣慮之心,認為它相續為一,終將自體轉變成佛。而他特別強調眾生「神明」的差異性,並以「神明」一語來詮釋經文原有的緣慮心概念,這都顯示其「神明」概念其實淵源於魏晉才性論的傳統。「神明」概念被引入佛性討論的領域,對其後涅槃學者影響至鉅。雖然他所說的「神明」不是一般所說恆常不變的靈魂或神我,但主張眾生「神明」相續不斷,承認它在生死輪迴中假名為我的觀點,卻為神不滅之說開啟了新的思考方向。然則「神明佛性說」並不能被簡單地說成是佛性思想與神不滅說的混雜,毋庸說它是結合才性論思潮與佛性學說的新產物;正是透過這一新的佛性思維,神不滅論的方向於焉轉變。
涅槃佛性思想的第三種主要類型,則是「心為正因說」,包括寶亮、法安、法雲的佛性思想。寶亮的佛性理論具有相當嚴密的結構,而被稱為竺道生之後涅槃宗最重要的思想家。他提出「神明妙體」概念,認為此是由眾生至佛之間永恆不變的真正「實體」,眾生的輪迴生死、作業受報以它為存在根源,眾生的除迷解脫也以此為基礎,正是一切染淨之根源。寶亮更將此一「神明妙體」說為四種佛性之間共通的體性。初期涅槃學的義理完全排斥眾生實體的想法,而只就「生滅相續」的角度來說明正因佛性。寶亮「神明妙體」概念的提出,是佛性思想走向實體化、真常化的重要發展。但他的系統也還不是完全的真常唯心型態,「神明妙體」仍然不被賦予「佛性」的地位,「正因」、「緣因」仍然只是緣慮心識中的作用;而「神明」與「心」亦只是相續不斷的緣慮心識。正因他的理論表現出佛性思想發展的過渡性,而更值得重視。法安主張「心上有冥轉不朽之義,為正因體」,認為「心」根本上是「冥傳不朽」、在生死輪迴中相續不壞的。此說與眾生正因、神明正因相似,本來就具有十分強烈的「神不滅」意味。寶亮的弟子法雲,則顯示出較保守的思想趨向。他亦主張「心」之「避苦求樂之性」為正因,但否認眾生之中有不變的「神明妙體」存在,而直接強調緣慮之「心」的念念相續,認為「避苦求樂性」只是緣慮之「心」的作用。雖然如此,「相續不斷」的觀點同樣也支持眾生在生死輪迴中的不斷不滅。
最後,本文觀察「神不滅」思想轉向「佛性」理論的實例:沈約、梁武帝。他們的「神不滅」思想本質上實是「佛性」理論之運用。沈約的神不滅思想,實以「眾生正因」之說為理論基礎。他主張眾生的「知性」、「受知之分」相續不斷,是輪迴生死或修行成佛的連續同一體。它同時也是眾生好生、樂生的「性識」與代表自由意志的「情照」。此一相續不斷的連續體獨立於善惡之「念」所引發的因緣生死之外,但卻又是因果輪迴的根據。修行的目的,即在於「無念」、「兼忘」,使自己的「知性」所知純化,而達到佛陀智慧的境界。沈約將「神不滅」問題的基礎建立在對「佛性」意涵的思索之上,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重要現象。對他而言「神不滅」與「佛性」的界限並不存在。可以說,他直接以「佛性」理論取代了傳統的「神不滅」之說。「佛性」思想如何影響、改變,甚至取代了南朝的「神不滅」思想,在沈約的身上可以清楚看出。而梁武帝的〈立神明成佛義記〉,除了體現「神不滅」思想向「佛性」理論轉化的過程之外,更具有終結「形神之爭」的意義。他提出了一套特殊的佛性學說,認為「心」或「神明」為人人皆有的本淨佛性,也是人之所以能夠成佛的主體。他認為,「無明」不離「神明」而有,它們只是同一個「心」的染淨二種不同面向。現實世界中的一切生滅無常,都是此心「無明」一面之「用」;相對於此,此「心」之「體」則是永恆不變的。他用「體用關係」將「心」與現實世界結合起來,以此,梁武帝不只建立了自己的佛性理論,同時也解釋了現實世界的存在與生死輪迴的根源。就此而言,梁武帝達成了不遜於范縝〈神滅論〉的理論成就。此外,梁武帝不僅推進了唯心思想的發展,在佛教義理的完備方面有所貢獻,而且他與沈績引入了佛教「不即不離」的論述模式,在「體用」概念的深化與運用上更勝過范縝一籌。若說梁武帝與沈績達到了「形神之爭」理論成就上的最高峰,應非過譽之言。而此文上承寶亮思想,而與《大乘起信論》可能有關,更可能在中國佛教心性思想發展史上有重要的意義。學者一般認為「神不滅」與「佛性」二者本是全不相關的問題。但如本文所分析,從《涅槃經》到南朝「眾生正因說」,再到沈約的神不滅思想,其理論發展一脈相承,正好顯示了「佛性論」影響並取代「神不滅論」的歷程。而梁武帝發揮寶亮思想,運用「佛性」理論說明「神不滅」問題,更顯示出「神不滅」思想向「佛性」理論轉化與終結的演變,實是思想史發展的潮流趨勢。由此,便可看出中國佛教「主體」思想發展的最終方向。
如上所見,本文盡可能地展示初期中國佛教「主體」思想的發展過程,指出「神不滅」思想轉向「佛性」理論的思想演變。希望說明:「神不滅」與「佛性」思想之間的交涉現象並非無意義的混雜,而是思想史或佛教史演變的重要轉折。並且希望指出:「神不滅」思想轉向「佛性」的歷程,根本上乃是佛教「主體」思想演進的歷程,它取決於當時學者對此問題的思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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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賾藏主集,蕭萐父、呂有祥、蔡兆華點校:《古尊宿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杜繼文釋譯:《安般守意經》(高雄,佛光出版社,2004)
洪修平釋譯:《肇論》(高雄,佛光出版社,1996)
三、當代專著
Fredrick Copleston著,傅佩榮譯:《西洋哲學史(第一卷)》(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1)
Fredrick Copleston著,鄺錦倫、陳明福譯:《西洋哲學史(第四卷)》(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3)
Fredrick Copleston著,朱建民、李瑞全譯:《西洋哲學史(第五卷)》(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3),頁123-8。
Peter A. Angels著,段德智等譯:《哲學辭典》(臺北,貓頭鷹出版社,1999)
Richard H. Robinson著,郭忠生譯:《印度與中國的早期中觀學派》(南投,正觀出版社,1996)
Ted Honderich(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小林正美:《六朝佛教思想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93)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研究室編:《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魏晉隋唐之部中》(北京,中華書局,1990)
中嶋隆藏:《六朝思想の研究—士大夫と佛教思想》(京都,平樂寺書店,1985)
中嶋隆藏編:《出三藏記集序卷譯注》(京都,平樂寺書店,1997)
方廣錩:《道安評傳》(北京,崑崙出版社,2004)
木村英一編:《慧遠研究—研究篇》(東京,創文社,1962)
木村英一編:《慧遠研究—遺文篇》(東京,創文社,1960)
王曉毅:《儒釋道與魏晉玄學生成》(北京,中華書局,2003)
北京大學哲學系編譯:《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布施浩岳:《涅槃宗の研究(前篇)》(東京,國書刊行會,1973)
布施浩岳:《涅槃宗の研究(後篇)》(東京,國書刊行會,1973)
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三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魏晉南北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印順:《如來藏之研究》(新竹,正聞出版社,2003)new window
印順:《空之探究》(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
印順:《般若經講記》(新竹,正聞出版社,2003)
印順:《唯識學探源》(新竹,正聞出版社,1992)new window
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京都,同朋社,1986)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臺北,學生書局,1997)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臺北,學生書局,1977)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臺北,里仁書局,1998)
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李潤生:《僧肇》(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1)
周叔迦輯撰、周紹良新編:《牟子叢殘新編》(北京,中國書店,2001)
屈大成:《大乘《大般涅槃經》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林麗真:《王弼老、易、論語三注分析》(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
牧田諦亮編:《弘明集研究•譯注篇下》(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5)
姚振黎:《沈約及其學術探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英•羅素著,馬元德譯:《西方哲學史》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孫炳哲:《肇論通解及研究》,《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第19冊(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new window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臺北,學生書局,1998)new window
高崎直道:《如來藏思想の形成》(東京,春秋社,1974)
高崎直道等著,李世傑譯:《如來藏思想》(臺北,華宇出版社,1985)
涂豔秋:《僧肇思想研究》(臺北,東初出版社,1996)
區結成:《慧遠》(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
張岱年:《中國古典哲學概念範疇要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張曼濤主編:《四十二章經與牟子理惑論考辯》(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曹虹:《慧遠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望月信亨主編:《望月佛教大辭典》(東京,世界聖典刊行協會,1969)
荻原雲來:《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許抗生:《僧肇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許理和(Erich Zurcher)著,李四龍、裴勇等譯:《佛教征服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郭朋:《中國佛教思想史(上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陳沛然:《竺道生》(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1995)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二)》(臺北,三民書局,1993)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臺北,三民書局,1993)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黃俊威:《無我與輪迴》(中壢,圓光出版社,1995)
塚本善隆編:《肇論研究》(京都,法藏館,1955)
楊惠南:《印度哲學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楊惠南:《佛教思想發展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new window
楊憲邦主編:《中國哲學通史(第二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鈴木虎雄著、馬導源編譯:《沈約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劉立夫:《弘道與明教:《弘明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劉果宗:《竺道生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
劉貴傑:《東晉道安思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劉貴傑:《竺道生思想之研究》(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new window
劉貴傑:《僧肇思想研究—魏晉玄學與佛教思想之交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new window
劉貴傑:《廬山慧遠大師思想析論—初期中國佛教思想之轉折》(新店,圓明出版社,1996)
潘桂明:《中國居士佛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潘富恩、馬濤:《范縝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
鄭基良:《魏晉南北朝形盡神滅或形盡神不滅的思想論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new window
盧桂珍:《慧遠、僧肇聖人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2)new window
蕭登福:《道家道教與中土佛教初期經義發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賴永海:《中國佛性論》(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賴永海:《中國佛教文化論》(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顏尚文:《梁武帝》(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
羅因:《「空」、「有」與「有」、「無」—玄學與般若學交會問題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3)
鐮田茂雄著,佛光編輯部譯:《中國佛教通史(第四卷)》(高雄,佛光出版社,1993)
鐮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冊)》(高雄,佛光文化事業公司,1998)
四、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Liu Ming-Wood, “The doctrine of Buddha-nature in the Mahayana Mahaparinirvana-sutra, ”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Wisconsin), vol. 5(1982), pp.63-94.
Liu Ming-Woo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Buddha-nature doctrine in China” ,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6:1(1989), pp.1-36.
Whalen Lai, “Beyond the Debate on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Recovering an Essay by Shen Yueh”,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19, no. 2(1981), pp.138-157.
Whalen Lai, “Emperor Wu of Liang on the Immortal Soul, Shen Pu Mieh”,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1:2(1981): pp.167-175。
Whalen Lai, “Sinitic Speculations on buddha-nature: The Nirvāna school”,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2, no. 2(1982), pp.135-149.
三枝充悳:〈《般若經》的成立〉,梶山雄一等著,許洋主譯:《般若思想》(臺北,法爾出版社,1989),頁97-133。
小川弘貫:〈シナ如來藏佛教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1:1=21(1963),頁119-122。
小川弘貫:〈シナ初期の佛性解釋〉,《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21(1962),頁83-99。
小林正美:〈竺道生の實相義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8:2(1980),頁251-6。
中西久味:〈六朝齊梁の「神不滅論」覺え書—佛性說との交流より〉,《中國思想史研究》第4號(1980),頁105-130。
中西久味:〈宗炳「明佛論」について—その神不滅論形成の一側面〉,《中國思想史研究》第二號(1978.9)頁53-82。
中村元:〈インド思想一般から見た無我思想〉,氏編:《自我と無我—インド思想と佛教の根本問題》(京都,平樂寺書店,1974),頁1-142。
中村元:〈佛陀的教義〉,玉城康四郎主編,李世傑譯:《佛教思想(一)在印度的開展》(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5),頁1-40。
方立天:〈梁武帝蕭衍與佛教〉,氏著:《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188-219。new window
方立天:〈道安的佛教哲學思想〉,氏著:《中國佛教散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頁1-24。new window
方立天:〈僧肇評傳〉,氏著:《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111-153。new window
方立天:〈慧遠評傳〉,氏著:《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51-91。new window
方立天:〈論竺道生的佛學思想〉,氏著:《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154-187。new window
水谷幸正:〈佛性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4:2=8(1956),頁243-246。
水野弘元:〈心識論與唯識說的發展〉,氏著,釋惠敏譯:《佛教教理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二)》(臺北,法鼓文化事業公司,2000),頁383-434。
水野弘元:〈原始佛教的心〉,氏著,釋惠敏譯:《佛教教理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二)》(臺北,法鼓文化事業公司,2000),頁33-67。
王開府:〈初期佛教之「我」論〉,《中華佛學學報》第16期(2003),頁1-22。new window
王曉毅:〈支道林生平事蹟考〉,《中華佛學學報》第8期(1995.7),頁243-271。new window
冉雲華:〈中國早期禪法的流傳和特點〉,《華岡佛學學報》第7期(1984),頁63-99。
古田和弘:〈中國佛教における佛性思想の一側面〉,《佛教學セミナー》30(1979),頁16-25。
平川彰:〈初期佛教的倫理〉,玉城康四郎主編,李世傑譯:《佛教思想(一)在印度的開展》(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5),頁41-72。
玉城康四郎:《佛教思想(一)在印度的開展》〈序〉,氏編,李世傑譯:《佛教思想(一)在印度的開展》(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5),頁5-15。
石峻:〈讀慧達「肇論疏」述所見〉,張曼濤主編:《三論典籍研究》(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頁295-308。
伊藤隆壽:〈竺道生の思想と”理の哲學”〉,氏著:《中國佛教の批判的研究》(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92),頁185-232。
伊藤隆壽:〈梁武帝『神明成佛義』の考察—神不滅論から起信論への一視點〉,氏著:《中國佛教の批判的研究》(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92),頁233-278。
安藤俊雄:〈北魏涅槃學の傳統と初期の四論師〉,橫超慧日編:《北魏佛教の研究》(京都,平樂寺書店,1978),頁179-197
早島鏡正:〈初期佛教的無我思想〉,玉城康四郎主編,李世傑譯:《佛教思想(一)在印度的開展》(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5),頁73-100。
竹內肇:〈羅含の「更生論」について〉,《宗教研究》54:3=246(1983.2),頁253-4
李幸玲:《六朝神滅不滅論與佛教輪迴主體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39(1995),頁171-322。
村上嘉實:〈肇論における真〉,塚本善隆編:《肇論研究》(京都,法藏館,1955),頁238-251。
坂本幸男:〈六朝に於ける佛性觀〉,《文化》21:6(1957),頁113-128。
周大興:〈即色與遊玄:支遁佛教玄學的詮釋〉,氏著:《自然•名教•因果:東晉玄學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頁213-278。new window
周伯戡:〈三法度論初探〉,《東方宗教研究》第1期(1987.9),頁17-30。
林憲道:〈『肇論』に於ける「神明」について〉,《駒澤大學佛教學部論集》22(1991),頁327-337。
林麗真:〈從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看「形神生滅離合」問題〉,《第一屆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89-131。
板野長八:〈慧遠僧肇の神明觀を論じて道生の新說に及ぶ〉,《東洋學報》30:4(1944.11),頁447-505。
松村巧:〈釋道安における佛教思想の形成と展開〉,《東洋文化(東京大學)》62(1982.3),頁61-98。
竺沙雅章:〈廬山慧遠年譜〉,木村英一編:《慧遠研究—研究篇》(東京,創文社,1962),頁535-543。
邱敏捷:〈〈宗本義〉與〈涅槃無名論〉的作者問題〉,《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8期(2003),頁43-71。new window
紀志昌:〈東晉居士謝敷考〉,《漢學研究》《漢學研究》20:1(2002.12),頁55-83。new window
孫昌武:〈悔愧與憂懼—沈約的宗教世界〉,《華林》第1卷(2001),頁225-238。
島田虔次:〈體用の歷史に寄せて〉,載塚本博士頌壽記念會編《塚本博士頌壽記念佛教史學論集》(京都,塚本博士頌壽記念會,1961),頁416-430。
高晨陽:〈范縝的形神論與玄學的體用觀〉,《文史哲》1987年第3期,頁12-15。
陳寅恪:〈支愍度學說考〉,氏著:《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159-187。new window
梶山雄一:〈慧遠の報應說と神不滅論〉,木村英一編:《慧遠研究—研究篇》(東京,創文社,1962),頁89-20。
湯用彤:〈王弼聖人有情義釋〉,氏著:《魏晉玄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66-75。
湯用彤:〈謝靈運辨宗論書後〉,氏著:《魏晉玄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103-109。
湯用彤:〈釋法瑤〉,氏著:《理學、佛學、玄學》(臺北,淑馨出版社,1992),頁195-203。
菅野博史:〈『大般涅槃經集解』の基礎的研究〉,《東洋文化(東京大學)》66(1986),頁93-173。
楊郁文:〈以四部阿含經為主綜論原始佛教之我與無我〉,《中華佛學學報》第2期(1988,1994修訂),頁1-63。new window
廖明活:〈東晉佛教的「即色」義〉,《大陸雜誌》100:5(2000.5),頁20-6。
廖明活:〈東晉佛教諸家「本無義」述評〉,《書目季刊》90:4(1986.7),頁48-59。
福永光司、松村巧:〈六朝的般若思想〉,梶山雄一等著,許洋主譯:《般若思想》(臺北,法爾出版社,1989),頁259-294。
福永光司著,邱敏捷譯註:〈僧肇與老莊思想—郭象與僧肇〉,《正觀雜誌》第26期(2003),頁157-194。new window
蔡振豐:〈《安般守意》經、注、序中格義問題的考察〉,《臺大中文學報》第10期(1998),頁299-322。new window
蔡振豐:〈支道林莊子逍遙義新詮及其般若學〉,《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24期(2001.12),頁185-212。new window
蔡振豐:〈道安經序思想的轉折及在格義問題上的意義〉,《臺大文史哲學報》第48期(1998.6),頁253-292。new window
蔡纓勳:〈評述東晉般若學心無義的思想〉,《中國佛教》32:1(1988.1),頁28-33;《中國佛教》32:2(1988.2),頁17-22。
諏訪義純:〈梁武帝佛教關係事蹟年譜考〉,氏著:《中國南朝佛教史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97),頁11-78。
橫超慧日:〈涅槃無名論とその背景〉,塚本善隆編:《肇論研究》(京都,法藏館,1955),頁167-199。
橫超慧日:〈釋經史考〉,《支那佛教史學》1:1(1937),頁75-110。
賴鵬舉:〈東晉慧遠法師〈法性論〉義學的還原〉,《東方宗教研究》新3期(1993),頁29-56。
霍韜晦:〈原始佛教無我觀念的探討〉,張曼濤主編:《原始佛教研究》(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798),頁135-160。
戴璉璋:〈玄智與般若—依據《肇論》探討玄佛關係〉,氏著:《玄理、玄智與文化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頁293-346。new window
戴璉璋:〈玄學與形神思想〉,氏著:《玄理、玄智與文化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頁199-244。new window
篠田正成:〈佛性とその原語〉,《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1:1=21(1963),頁223-226
釋恆清:〈大般涅槃經的佛性論〉,氏著:《佛性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頁1-71。new window
龔雋:〈僧肇思想辯證—《肇論》與道、玄關係的再審查〉,《中華佛學學報》第14期(2001),頁135-158。new window
五、學位論文
蔡振豐:《魏晉佛學格義問題的考察—以道安為中心的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林麗真教授指導,1998)new window
釋彥暉:《梁靈味寶亮法師佛性思想之研究》(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釋聖嚴教授指導,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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