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佛學思想中國化，實為一重要課題。值此玄釋交融之際，藉中國固有思想與語言，以會通佛學者，江北以釋道安為首，江南則以支道林為最著。這二位名僧，於當時佛學的弘揚，各有勝場。釋道安之功，在於創立僧制、整理經教、助力傳譯。支道林則以深湛的玄學造詣，會通精微的般若思想，因而促成南朝人士的學佛風氣。 支道林出家後，雲遊京師，常住白馬寺，與劉系之、馮懷辯論《莊子．逍遙遊》之義，發表佛家新見，超越了向秀、郭象，引起了玄學界的關注，而大振聲譽。支道林一提出逍遙新義，名士群賢即望風影從，造成當時的震撼，實為研究《莊子》學方面，增添不少佳話。 支道林的思想，一方面深受中國固有學說教養，另一方面以佛教般若空宗為核心，寫下他個人在歷史上的不朽篇章。魏晉時代，他以佛教僧伽的姿態，出現於中國南部地方，首先啟開江南區域的佛學思想。支道林的《即色論》，在佛教的般若學的「六家七宗」，佔一席之地，不容輕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