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以為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是陽明所成的定論，但這樣的定論並不是空穴來風的，他一方面根據朱子的話語系統，一方面則隨順朱子學的發展而有了一個新的轉折，而更重要的則是他自家對於儒學的體會與轉向。 再者，筆者對牟宗三先生的朱子學做了一簡約的回顧，並強調經由一「詮釋學的逆溯其源」的方式，重新釐清其限制，而指出朱子學仍強調「道德與存在的一致性」，此未離儒學之本懷，他是一新的轉折發展，而不是歧出。再者，朱子之「理學」所重的「道德超越形式性原則」與其「道統論」的樹立密切相關，朱子意將此「道統」與「形上之源」通而為一，以做為歷史社會總體之源，做為現實的指導與統合之原則。 再者，筆者經由朱子的《大學格物補傳》之疏解，指出他強調對於事物之理的窮究，看似一「橫攝的認知系統」，但卻將歸於「縱貫的創生系統」，簡言之，朱子學乃是一「橫攝歸縱」的系統。相對於此，陽明則為一「縱貫橫推」之系統。朱子之「橫攝歸縱」，指向一根源之總體的確立；陽明之「縱貫橫推」，則重在一個人主體的確立。前者重在客觀法則性的確立，而後者重在道德主體動源的開發。朱子與陽明代表著如學的兩個大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