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政權是一個「外來政權」嗎？這個問題向來是台灣朝野爭論的議題，也是許多學者用來理解台灣國家與社會關係一個重要因素。我們的問題在於一個由中國大陸移入台灣又有負面意含的外來政權，如何可能在台灣存在四十年？為什麼一直仍然可以獲得七成左右台灣人民的支持？到底國民黨政權對「誰」來說是個外來政權？相當程度來說，我們有興趣的是揹負著「外來政權」負面形像的國民黨政權，如何在台灣發展它與社會各群體間的關係，來建立支持政權的社會基礎。這樣的興趣其實與國民黨政權作為一個「外來政權」在異地求生存的過程有關。
　　整體來說，國民黨政權經由改造所建立起來的滲透網絡與社會基礎，顯示了一個移入的國家機關在特殊的歷史脈絡下，以其所具有的稟賦與所面對的限制所發展出來的統治機制；而這個統治機制是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得以鞏固的重要依據之一。
　　因為特別與區域滲透方式的不一樣，與社會群體所發展的聯結關係也不同。國民黨的特別黨部中外省籍黨員更高達 80%-90%以上。由這裡我們至少可以看出特別黨部之外省籍軍公教社會成員與移入初期之國民黨間的親近性，也是當時國民黨政權重要的社會基礎。
特別和區域黨部因自身的結構優勢與限制來發展出與不同社會成員間的關係。國民黨政權之特別黨部與地方黨部在滲透社會過程中所形成之社會基礎是不同的，對國民黨政權所提供的支持功能也不一樣。
　　在具體的分析中，我們是以1963年的省議員選舉過程與結果作為測試特別黨部與區域黨部滲透能力大小的指標。結果發現特別黨部滲透組織所發展出來的社會基礎，不論在增加當選率與配票的效度上都有正面的相關，而區域黨部滲透組織所發展出來的組織能量則呈現出趨近於零的相關。
由此我們可以推論特別黨部所能夠動員的社會基礎，可以說是國民黨政權在1970年代以前的「鐵票」；而且這些鐵票是在特殊的結構條件下，國民黨在滲透特別黨部社會成員的過程中所逐步形成的。這種鐵票與非鐵票社會基礎的差異，也顯示了移入的國民黨政權在不同的結構條件下所發展出來之滲透能力的不均衡，進而也塑造了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