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從法制面切入，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性病防治政策的推展過程及其特 色。殖民地臺灣承襲了近代日本「性病感染源＝娼婦」的核心概念，1896 年起性 病防治政策便與買賣春管理體制同步展開。殖民當局透過強制性病診療制的建 立，同時監控公娼與私娼的身體。然而，針對私娼的性病診療制不到一年便嘎然 中止，長達25 年的日治前半期，公娼成為性病防治的唯一目標。性病防治對象的 公／私娼之別，反映出殖民當局以民族差別主義為出發點的殖民醫療特質：透過 徹底控管以日人為主的公娼身體，維護在臺日人社會免於性病感染；另一方面， 僅以刑事責罰約束以臺灣女性為大宗的私娼，將其排除在性病防治體制之外。直 到1923 年「行政執行法」在臺施行，殖民當局才重新展開對私娼的強制性病診療， 並開始運用公權力介入臺灣人社會的買、賣春活動。但其真正意圖仍是出自維護 殖民者本身利益為第一優先的考量，其著眼點為確保在臺日人接觸臺灣人私娼後 免於感染性病的風險。1937 年，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殖民當局配合日本政府在 臺施行「花柳病豫防法」，性病防治對象也從「娼婦」擴展至「全民」。看似達到 性別上、民族上平等的日治末期性病防治政策，其實是為了因應戰爭需求、確保 人力資源及強化人口素質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