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長久處於世界邊緣，復因戒嚴、政治思想箝制所造成的封閉社會狀態，導致藝術的發展遲滯不前，藝術家面臨「世界化」與「中國化」二元矛盾的選擇，將如何突破重圍，開創出先進、前衛並與世界同步之現代藝術？同時，在1950年代初期，因為歷史矛盾、中國文化中心主義偏見所造成的正統國畫論爭，消耗了戰後台灣藝術界的能量至鉅，相互排斥、對立、攻訐的情況屢見不鮮。在諸種有關台灣∕中國戰後美術「決定論」的爭議中，間接導出取法西方前衛藝術以建立現代中國畫新貌之話題。自此以往，「前衛對傳統」、「西方對東方」等新舊文化之爭之論說，因風起雲湧地充斥於當時的美術社會，這些爭論，均不同程度地牽涉到戰後另一波美術「現代化」可能出路之問題。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參與論爭者為追本溯源，開始對包含歐、美、日等「世界美術」之歷史、現狀進行探索，企圖尋找融合「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策略與可能方法，在創作實踐及思維論辯上，均呈現逐漸朝向美術史溯源的特殊「美術史化現象」。以上諸問題，與被稱為台灣∕中國「現代繪畫先驅」的李仲生具有密切關連，探討其一生對現代繪畫、前衛藝術或抽象藝術發展之理論思辨、史觀及實踐過程，實有助於理解戰後台灣美術史建構之困境以及「現代繪畫運動」之發展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