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了一個假設，亦即日本時代臺灣各地區的糖業經營，有著發展不均衡的現象，若以農家生計問題來分析，此糖業發展不均衡的結果，導致了各地區農家生計的差距，有擴大的趨勢出現。針對這個假設，本文提出的解釋是，有些地區固然因自然環境的因素，農家生計本就不如其他地區，但是新式工場的生產方式，則是進一步導致這樣的空間差距，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於日本時代新式工場的生產方式，是透過怎樣機制，進一步造成農家生計空間差距的擴大？
為了達到此項研究目的，本文以鹽水港地區為主要的研究區域；其論題的研究，分為五個子題進行：
1.從宏觀的角度，鹽水港地區的糖業發展，是在何種資本主義糖業生產空間的結構背景下所進行的？
2.從微觀的角度，鹽水港地區的糖業發展，是在何種自然環境背景下所進行的？
3.依照上述資本主義糖業生產空間的結構，鹽水港地區當新式工場興起以後，其內部可被區分成那些空間單元？
4.在鹽水港地區新式工場的空間單元建立以後，到昭和五年以前，各採取區農家生計的差距擴大，是否真的與甘蔗生產的差距擴大有關？
5.若鹽水港地區葛採取區農家生計差距的擴大，與甘蔗生產差距的擴大有關，那究竟是哪些糖業發展策略，導致甘蔗生產差距明顯擴大？
透過上述鹽水港地區的實例分析，可知在明治後期階段，鹽水港地區的糖業發展，是以在來糖廍與改良糖廍的經營為主，當時在來糖廍與改良糖廍的空間分布，並未一直特別集中於某一自然環境區；因此，從糖廍的空間分布來看，鹽水港地區傳統糖業的經營，各地的差距並不大。而且在當時，雖然蕭(土龍)採取區的農家收益最低，但是永久性人口外移最明顯的卻是烏樹林採取區。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糖業的發展，新式工場的興起，帶來了原料採取區域制度的建立，不僅糖業生產空間單元擴大許多，同時每個糖業生產空間之間，因糖業發展措施所帶來的土地生產效能彼此不一，導致了甘蔗生產的差距有擴大的趨勢，也因此造成蔗農農家收益差距的擴大，各地人口外移的嚴重性不同的結果。
就如大正中葉以後，由於受到鹽水港地區糖業的不均衡發展的影響，對於蕭(土龍)採取區而言，包括大莖種的普及、自作蔗園的設立、蔗作獎勵規程的制定等糖業發展措施，所能帶給該採取區土地生產效能的提昇，包括單位面積甘蔗產量、單位產量甘蔗收益，都不如岸內與烏樹林兩個採取區；最終導致了蕭(土龍)採取區，不僅在農家收益仍是三區最低，人口外移情形在此時也已成為是三區之最，而且其農家收益與人口外移的現象，與另外兩個採取區之間的差距，都有逐漸擴大的趨勢。
因此，以鹽水港地區為例，日本時代臺灣的糖業發展，透過新式工場的生產方式，可知以原料採取區域制度為空間背景，並藉由糖業發展措施為動力，最後在單位面積甘蔗產量的結果下，進一步造成農家生計空間差距的擴大，而形成糖業發展不均衡的結果。
如此一來，本文最初的假設亦將得到成立，亦即有些地區固然因自然環境的因素，農家生計本就不如其他地區，但是新式工場的生產方式，透過糖業發展措施在各原料採取區域，所能提昇的土地生產效能（單位面積甘蔗產量）不一，則是進一步導致這樣的空間差距，有逐漸擴大的趨勢。
這樣的分析結果，也許也透露了一個重點，如何以糖業不均衡發展的觀點，透過原料採取區域制度，來分析糖業發展措施的實行成效，將有助於真正了解日本時代臺灣資本主義的糖業發展與地方經濟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