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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國家與邊區社會的治理:以中北部臺灣金廣福、廣泰成墾號為考察中心(1834-1920)
作者:賴玉玲
作者(外文):Yu-ling Lai
校院名稱:臺灣大學
系所名稱:歷史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許雪姬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11
主題關鍵詞:金廣福墾號廣泰成墾號邊區邊陲Chin Kuang Fu organizationKuang Tai Cheng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FrontierBorder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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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臺灣收歸版圖,清政權在中央財政乏力中展開對臺灣的治理,從康熙六十一年(1722)制定番界,執行過程顯示清朝的臺灣邊疆政策未能遏止漢人越界侵墾,以致邊陲衝突不斷。清代做為漢人和原住民區隔的「界」,經過不時清釐或重定,成為土地拓墾和國家版圖擴張的前線,並不斷往內山推移,逐漸形成漢人為主體,進行土地拓墾的邊區社會。本文在清代臺灣以界做為人群區隔的邊疆治理基礎下,由道光十四年(1834)官方諭令籌組金廣福墾號,實施較為積極的隘防行政為始,採取金廣福到廣泰成墾號不同時期作用於新竹、苗栗地區的官民合作拓墾組織,做跨區域、貫時的分析和比較。
根據傳統封禁、分治和隔離辦法,臺灣邊陲設立的人群區隔被清廷作為鞏固清政權、限制漢人活動,以及調整漢番關係的最後防線,由最初鬆散的人群區隔,到逐步建立固定武力的防備線。另一方面,臺灣邊陲邁向水田化過程,政權未能有效規範的邊區,國家的治理透過官民合作和擴大地方代理體現。受國際市場和經濟利益影響開放番地,清廷逐步展開與邊區種種合作,使十八世紀末的隔離政策到十九世紀已經呈現消融,邊陲控制必須倚恃邊區的協力來實踐。
由於內層山面以樟腦利益為重要開發目的,清末金廣福和廣泰成墾號的設置,就在人群關係緊張和山林資源開發背景下,展現官民合作和擴大地方代理的統治技藝。金廣福墾區客籍移民為主體,並且以與墾首原鄉相同祖籍為優勢,到廣泰成墾區內不同認同的地域區形成,除卓蘭明顯以宗族型態發展外,其餘區塊在客籍為認同指標下藉拓墾整合,呈現擬血親擴大宗族關係,都表現邊區的地緣社會發展特色;而墾首影響力與山林資源開發因素,或許也可為臺灣客家人群聚近山地帶的發展,提出新思考。
After taking over Taiwan , Qing regime launched its governance of Taiwan with poor central government financial resources. The aboriginal boundary between aborigines and Han settlers was drawn in 1722 (Kangxi 61st Year). The whole process indicated that the border policy of Qing regime in Taiwan was in vain and there were numerous conflicts between aborigines and Han immigrants. The aboriginal boundaries were set and reset from time to time in Qing dynasty. The boundaries represented the front lines of waste land development and the country. They also continuously moved forward to inner mountains. A frontier society that was dominated and controlled by Han Chinese was formed to develop the wasteland. Taking Chin Kuang Fu organization and Kuang Tai Cheng organization in Hsinchu and Miaoli as main focus, this dissertation aims at conducting a longitudinal and cross-region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organization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in Qing dynasty from 1834 to 1920.
Based upon methods of prohibition, partition, and separation, population separation in border regions of Taiwan was applied gradually from a loose population separation to a solid separation that was controlled by armed forces. Such separation served as a final protective line for the Qing regime in order to strength its governance, constrain activities in Han people, and manag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borigines and Han immigrants. Furthermore, in the processes of paddy field in the border regions of Taiwan , the governance of Qing regime was achieved by enhanced participation of local agencies and by collabor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organizations. Because of global marketing and economic interests, the aboriginal regions were forced to open later. Qing regime gradually started to collaborate with those organizations in the border regions of Taiwan . The policy of separation in the 18th century went away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control of border regions relied on the assistance from the border regions.
In mountainous regions, profits of camphor were the main purpose of waste land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make some profit and achieve governance, the establishments of Chin Kuang Fu organization and Kuang Tai Cheng organiz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served as a platform between government and local agencies. In the case of Chin Kuang Fu organization, the majority was Hakka settlers and those settlers that were from the same ancestral home as their leaders were more favorable. In contrast, in the case of Kuang Tai Cheng organization, such regional identity was not that obvious except in the Zhuolan area. They were united under Hakka identity and incorporated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waste land development. These were characteristics of frontier society in the border regions. The impact of leaders and resources development may bring new insight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community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of Taiwan .
一、檔案及未刊文獻
〈淡新檔案〉,藏於臺灣大學圖書館。
于敏中等修,《欽定戶部則例》,收入傅恆等纂修,《清代各部院則例》。香港:蝠池出版有限公司,2004。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聯合圖書館影印特藏,《寺廟文化資料表》苗栗縣。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古文書室藏古文書影本,編號T35.D35、T69D69、T535.D44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庚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197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199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王世慶輯,〈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藏於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13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
王雲五主編,《道咸同光四朝奏議》第一、七、八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北京市天龍長城文化藝術公司编,《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全编》。北京:學苑,1999。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 苗栗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8。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大通書局,1987。
吳宗焯修、溫仲和纂,《嘉應州志》,卷六〈物產〉,根據清光緒二十四年刊本,中國方志
叢書117。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吳柏村、吳定葉編譯,《臺灣南部武力抗日人士誘降檔案》第一冊、第二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
沈茂蔭,《苗栗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59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
沈景鴻等輯,《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臺北:故宮博物院,1994-1995。
周碩勛等纂修,《潮州府志》,卷三十九〈物產〉。高雄:潮汕同鄉會,1968。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1962。
周璽,《彰化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56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
岸裡大社文書出版編輯委員會,《國立臺灣大學藏岸裡大社文書(四)》。臺北:臺灣大學,1998。
東勢鎮陳銘儀先生藏古文書、林聖蓉提供,道光三十年二月「立聯庄約議仝同 字」。
邱秀堂編著,《臺灣北路碑文集成》。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6。
洪安全編,《清宮月摺臺灣史料》。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1995。
洪安全總編輯,《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臺北:故宮博物院,2001。
洪安全總編輯,《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臺北:故宮博物院,1996-1997。
洪敏麟編,《日本據臺初期重要檔案》。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5種。臺北:臺灣銀行:196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68輯。臺北:故宮博物院,198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12輯。臺北:故宮博物院,1977-1978。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19-20、22-23輯。臺北:故宮博物院,197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3-8輯。臺北:故宮博物院,1978。
國學文獻館主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臺北:聯經,1993。
屠繼善,《恆春縣志》,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一輯。臺北:大通書局,1987。
崑岡等奉敕著,《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第八、九、十七、十九輯。臺北:臺灣中文書局,1963。
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輯,《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臺北:中研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1993。
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編輯,《淡新檔案》。臺北:臺灣大學,1995。
清聖祖撰,《聖諭廣訓》,收入故宮博物院編,《五子近思錄‧小學纂注》故宮珍
本叢刊第350冊子部儒家類。湖南:海南出版社,2001。
陳文達,《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03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臺北:臺灣銀行,1963。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1963。
陳壽祺纂、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文獻叢刊第84種。臺北:臺灣銀行,1960。
猶他家譜學會微縮影片檔案。藏於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程大學編譯,《臺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
賀田直治編著,《臺灣林業史》。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7。
鄂爾泰等監修,乾隆《雲南通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黃新亞、鍾健英等纂,《臺灣省苗栗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新竹州役所,《新竹州要覽》(原昭和15年出版)。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新竹縣文獻會編印,《新竹文獻會通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二輯)》。南投:臺灣史省文獻委員會,1993。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五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
臺灣省文獻會編纂、劉寧顏主纂,《重修臺灣省通志》。臺中:臺灣省文獻會,1998。
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199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一統志臺灣府》,臺灣文獻叢刊第68種。臺北:臺灣銀行,196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北:臺灣銀行,196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臺灣文獻叢刊第276種。臺北:臺灣銀行,1969。
臺灣總督府,《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臺北:臺灣總督府,1919。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臺灣樟腦專賣志》。臺北: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1924。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編,《理蕃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1912。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編,《專賣事業》。臺北:臺灣總督府專賣局,192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復刻版)》第一編。東京都:綠蔭書房,1986。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理蕃誌稿》第一編。東京都:青史社,1918。
臺灣臨時土地調查局,《苗栗廳捒東上堡罩蘭庄土地申告書》,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74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
劉溎年等修、鄧掄斌等纂,《廣東省惠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55。
蔣祖緣、方志欽編,《簡明廣東史》。深圳: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大租取調付屬參考書》。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04。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苗栗一堡大湖庄土地申告書》,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圖書館
藏影本。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清賦一班》。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00。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一卷附錄參考書(上卷)》。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0。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陳金田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中譯本)》。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舊慣調查事業報告》。臺北:臺灣總督府,1917。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04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
巴泰奉敕撰,《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第一、二。臺北:華文書局,1964。
世續奉敕撰,《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第一、二、三輯。臺北:華文書局,1964。
馬齊奉敕撰,《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第三、五、六輯。臺北:華文書局,1964。
鄂爾泰奉敕撰,《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第一、二、三輯。臺北:華文書局,1964。
慶貴奉敕撰,《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第一、二、五、六、八、十一、十三、十九、二十六、二十七輯。臺北:華文書局,1964。
寶鋆奉敕撰,《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第十輯。臺北:華文書局,1964。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猪口安喜編,《理蕃誌稿》第三編。臺北:臺灣總督府蕃務局,1921。
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04。

二、專書
James W. Davidson著、蔡啟恒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臺灣研究叢刊第107種。臺北: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Mark A. Allee(艾馬克)著、王興安譯,《十九世紀的北部臺灣:晚清中國的法律與地方社會》。臺北:播種者文化,2003。
Meskill, J.M.(麥斯基爾)、王淑琤譯,《霧峰林家:臺灣拓荒之家(1729-1895)》。臺北:文鏡文化公司,1986。
丁曰健,《治臺必告錄》,臺灣文獻叢刊第17種。臺北:臺灣銀行,1959。
丁紹儀,《東瀛識略》,臺灣文獻叢刊2種。臺北:臺灣銀行,1957。
大日方純夫,《日本近代國家の成立と警察》。東京都:校倉書房,1992。
大日方純夫,《警察の社會史》。東京都:岩波書店,1993。
小森德治,《佐久間左馬太》。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內財團法人救濟團,1933。
山辺健太郎編,《台湾》,現代史資料22。東京都:みすず書房,1971。
不著撰人,《新竹縣制度考》,臺灣文獻叢刊第101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7。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日據下之臺政》。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6。
文 慶等奉敕纂,《籌辦夷務始末》。臺北:臺聯國風,1972。
王元穉,《甲戌公牘抄存》,臺灣文獻叢刊第39種(臺北:臺灣銀行,1959)。
王雲五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王業鍵,《清代經濟史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
王爾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臺北:臺灣商務,1997。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1929。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東京:富山房,1909。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中譯文)。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5-1991。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苗栗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8)。
吳子光,《一肚皮集》,收入黃哲永、楊福助主編,《全臺文》十三。臺中:文听閣圖書,2007。
吳子光,《臺灣記事》,臺灣文獻叢刊第36種。臺北:臺灣銀行,1959。
吳柏村、吳定葉編譯,《臺灣南部武力抗日人士誘降檔案》第一冊、第二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
吳學明,《金廣福墾隘研究(上)》。竹北:新竹縣立文化中心,2000。new window
吳學明,《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1834-1895)》,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專刊(14)。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1986。
宋 濂等撰,《元史》,卷十六〈本紀十六〉、卷十九〈本紀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97。
岑毓英,《岑襄勤公奏稿》,清末民初史料叢書第46種。臺北:成文,1969。
李文良,《中心與周緣:臺北盆地東南緣淺山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板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9。
李理,《日據台灣時期警察制度研究》。臺北:海峽學術,2007。new window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
杜文忠,《邊疆的法律—對清代治邊法治的歷史考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沈葆楨,《沈文肅公政書》卷五〈福建臺灣奏摺〉。臺北:文海書局,1966。new window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臺灣文獻叢刊第29種。臺北:臺灣銀行,1959。new window
和田清,《支那地方自治發達史》。東京:中華民國法制研究會,1940。
周憲文,《日據時代臺灣經濟史》,臺灣研究叢刊第59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
周憲文,《清代臺灣經濟史》,臺灣研究叢刊第45種。臺北:臺灣銀行,1957。
東嘉生著、周憲文譯,《臺灣經濟史概說》。臺北:帕米爾書店,1985。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臺灣研究叢刊第115種。臺灣:臺灣銀行,1978。new window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經濟社會之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new window
姚 瑩,《東溟文集文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1512。上海:上海古籍,
2003。
姚 瑩,《東溟文集文外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1512。上海:上海古籍,
2003。
姚 瑩,《東槎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7種。臺北:臺灣銀行,1957。
後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一班》(東京:拓殖新報社,1921),頁34。
施 琅,《靖海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13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new window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0。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3。
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臺北:聯經,2009。
洪淑苓,《關公民間造型之研究:以關公傳說為重心的考察》。臺北:臺大出版委員會,1995。new window
胡 傳,《臺灣日記與稟啟》,臺灣文獻叢刊第71種。臺北:臺灣銀行,1960。
韋 昭注,《國語.周語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3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58。
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臺灣文獻叢刊第87種。臺北:臺灣銀行,1960。
班固撰、顏師古注,《新校漢書集注》。臺北:世界書局,1973。
馬汝珩、馬大鄭主編,《清代的邊疆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張研、牛貫杰,《19世紀中期中國雙重統治格局的演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張晉藩,《清律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
曹永和,《中國海洋史話》。臺北:聯經,2000。new window
清雍正帝撰,《大義覺迷錄》,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清史資料》第四輯。
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灣—抵抗と彈壓》。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
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央研院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new window
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new window
連 橫,《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128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
陳 璸,《陳清端公文選》,臺灣文獻叢刊第143。臺北:臺灣銀行,1962。
陳盛韶,《問俗錄》,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輯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第拾輯3。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費孝通,《鄉土重建》。臺北:文俠,1973。
賀長齡輯,《皇清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
閔爾昌纂錄、周駿富輯,《碑傳集補(二)》。臺北:明文書局,1985。
黃卓權,《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中和: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4。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黃宗智,《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新店:谷風,1987。
黃嘉謨,《美國與臺灣,一七八四~一八九五年》。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溫國良編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二宗教系列1。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9。
葉振輝,《清季臺灣開埠之研究》。高雄:作者發行,1985。new window
董建輝,《明清鄉約:理論演進與實踐發展》。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省例》,臺灣文獻叢刊第199種。臺北:臺灣銀行,196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丙集》,臺灣文獻叢刊第176種。臺北:臺灣銀行,196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甲集》,臺灣文獻叢刊第31種。臺北:臺灣銀行,195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之樟腦》,臺灣研究叢刊第10種。臺北:臺灣銀行,195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人事編》,臺灣文獻叢刊第117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物權編》,臺灣文獻叢刊第150種。臺北:臺灣銀行,196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商事編》,臺灣文獻叢刊第91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
臺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02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
臺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臺案彙錄庚集》,臺灣文獻叢刊第200種。臺北:臺灣銀行,1964。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
劉 璈,《巡臺退思錄》,臺灣文獻叢刊第21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
劉統勳等纂,《大清律例》,故宮珍本叢刊第331冊。海口:海南,2000。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臺灣文獻叢刊第27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
褒忠義民廟創建兩百年紀念慶典籌備委員會編印,《褒忠義民廟創建兩百年紀念特刊》。新埔:褒忠義民廟創建兩百年紀念慶典籌備委員會,1989。
鄭 元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收入阮元校勘,《景印阮刻十三經注疏》第四冊。臺北:啓明,1959。
鄭 玄注,《禮記鄭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
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橋本白水,《臺灣專賣事業要覽》。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32。
賴玉玲,《褒忠亭義民爺信仰與地方社會發展》。竹北:新竹縣文化局,2005。
戴名世,《戴南山全集》。臺北:華文書局,1970。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1979。new window
繆荃孫纂錄、周俊富輯,《續碑傳集(一)》。臺北:明文書局,1985。
韓 森(Valerie Hansen)著、魯西奇譯,《傳統中國日常生活中的協商:中古契約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藍鼎元,《平臺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4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
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臺北:文英堂,1997。
鷲巢敦哉,《臺灣保甲皇民化讀本》。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41。
Cohen, Paul(孔邁隆),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John R. Shepherd(邵式伯),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Jules Davids, (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Ⅰ, The Treaty System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42~1860. (Washington, Delawar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73), vol. 12,.
Kung-ch''uan Hsiao(蕭公權), Rural China :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Mary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aul Katz(康 豹), 2005, When Valleys Turned Blood Red: The Ta-pa-ni Incident in Colonial Taiwan, 313 pages, US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hilip A. Kuhn(孔復禮),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rasenjit Duara(杜贊奇),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e, 1988)
三、論文
Knapp, R. G. 湯熙勇(中譯),〈聚落和邊區的土地所有型態〉,《史聯雜誌》7(1985),頁112-118。
P. H. S. Montgomery,〈1882~1891年臺灣臺南海關報告書〉,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六集》,臺灣研究叢刊第54種。臺北:臺灣銀行,1957,頁108-132。
山根幸夫著、吳密察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成果(附記:臺灣慣習研究會)〉,《臺灣風物》32:1(1982),頁23-58。new window
尹章義,〈臺灣北部拓墾初期「通事」所扮演之角色與功能〉,《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1989),頁173-278。new window
方 鐵,〈清期治理雲南邊疆民族地區的思想及舉措〉,《思想戰線》27卷1期(2001),頁53-57。
王世慶,〈日據初期臺灣撫墾署始末〉,《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1994),頁475-546。new window
王世慶,〈臺灣隘制考〉,《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1994),頁373-414。new window
王京良,〈臺灣之颱風及其災害〉,《臺灣之自然災害》(臺北:臺灣銀行,1967),頁170-214。new window
王和安,〈日治時期南臺灣的山區開發與人口結構:以六仙甲龜為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王雲州,〈清代臺灣北路理番同知研究(1766-1888)〉,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王慧芬,〈清代臺灣的番界政策〉,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王學新,〈日治初期大湖撫墾署的撫蕃政策—兼論出草文化的原始思惟〉,收入《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頁1573-1640。
王學新,〈日治初期竹苗地區樟腦事業的殖民地化〉,收入《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頁1725-1767。
王學新,〈日治時期隘勇線前進策略—以竹苗地區為主〉,《竹塹文獻》29(2004年1月),頁93-108。
王興安,〈殖民地統治與地方菁英—以新竹、苗栗地區為中心(1895年-1935年)〉,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王霜媚,〈帝國基礎—鄉官與鄉紳〉,《中國文化新論:立國的宏規‧制度篇》(臺北:聯經,1981),頁373-412。
北山富久二郎,〈日據時代臺灣之財政〉,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八集》,臺灣研究叢刊第71種(臺北:臺灣銀行,1959),頁87-163。
寺田浩明,〈明清時期法秩序中”約”的性質〉,收入滋賀秀三等著,王亞新、梁治平編,《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頁139-190。
吳文星,〈日本據臺前對臺灣之調查與研究〉,《第一屆臺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4年12月),頁568-567(135-166)。
吳兆玉,〈大湖四大墾戶之一陳履獻〉,《苗栗文獻》32(2005年6月),頁67-69。
吳密察,〈綜合評介有關「台灣事件」(一八七一—七四)的日文研究成果〉,《台灣近代史研究》(板橋:稻鄉,1994),頁219-282。new window
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林野支配與所有權〉,《臺灣史研究》5:2(2000年4月),頁35-54。
李文良,〈晚清臺灣的地方政府與社會〉,《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樂學,2001),頁101-120。
李文良,〈晚清臺灣清賦事業的再考察—「減四留六」的決策過程與意義〉,《漢學研究》new window
24:1(2006),頁387-416。
李世愉,〈清前期治邊思想的新變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2:3(2002年3月),頁5-14。
李幸真,〈日治初期臺灣警政的創建與警察的召訓(1898-1906)〉,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李信成,〈清代宜蘭的「保甲」與「清庄聯甲」〉,《興大人文學報》第43期(2009年9月),頁219-156。
李國祁,〈閩浙臺地區清季民初經濟近代化初探—傳統農商手工業的改進與產銷關係的演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四期(1976),頁407-450。
杜文忠,〈邊疆的概念與邊疆的法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3:4,頁1-6。
邢義田,〈天下一家—中國人的天下觀〉,《中國文化新論‧根源篇—永恆的巨流》(臺北:聯經,1990),頁425-478。
周愛文,〈明清時期海南島黎漢關係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岸本美緒,〈明清契約文書〉,收入王亞新、梁治平主編,《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頁307-308。
林文凱,〈土地契約秩序與地方治理—十九世紀臺灣淡新地區土地開墾與土地訴訟的歷史制度分析〉,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new window
林秀幸,〈大湖鄉北六村的祭祀組織與社群動態〉,《苗栗文獻》32(2005.6),頁19-38。
林秀幸,〈以社群概念探討祭祀組織與文化—以大湖鄉北六村的臺灣客家聚落為例〉,《民俗曲藝》142(2003年12月),頁55-102。new window
林恩睦,〈清代苗栗大湖地區的土地開發(1861-1895)〉,新竹教育大學區域人文社會學系碩士論文,2005。
林聖蓉,〈從番界政策看臺中東勢的拓墾與族群互動(1761-1901)〉,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林滿紅,〈貿易與清末臺灣經濟社會之變遷〉,《食貨月刊》9:4(1979年7月),頁18-32。new window
林麗郡,〈盛清時期臺灣的封禁政策與原住民關係(1645-1795〉,嘉義大學史地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邱玟慧,〈清代閩臺地區保甲制度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
施添福,〈社會史、區域史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北部內山的研究方法論為中心〉,收入「第二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暨施添福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11月12-13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new window
施添福,〈國家、里保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北部的官治與鄉治為中心〉,「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07年12月20-21日。
施添福,〈清代台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台灣史論文精選(上)》,(臺北:玉山社,1996),頁157-220。
施添福,〈清代臺灣北部內山地域社會(一)—以罩蘭埔為例〉,《臺灣文獻》55:4(2004),頁143-210。new window
施添福,〈開山與築路:晚清臺灣東西部越嶺道路的歷史地理考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報告》第30期(1999年5月)。new window
洪秋芬,〈日據初期臺灣的保甲制度(1895-190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1(1992),頁449。new window
馬長泉,〈清代前期巡邊制度述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5:2(2006年6月),頁1-10。
康 豹,〈漢人社會的神判儀式初探:從斬雞頭說起〉,《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88期(1999),頁173-202。
張世賢,〈清代治臺政策的發展〉,收錄於黃富三、曹永和,《臺灣史論叢》,(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頁221-237。new window
張炎憲,〈日據時代初期日本對臺灣的經營〉,《第四次社會科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三民主義研究所,1985)。
張炎憲,〈清代治臺政策之研究〉,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4。
張炎憲、李季樺,〈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研院臺灣史研 究所籌備處,1995),頁173-218。
張哲郎,〈鄉遂遺規—村社的結構〉,《中國文化新論:吾土與吾民‧社會篇》(臺北:聯經,1981),頁189-226。
張素玢,〈龍潭十股寮蕭家:一個霄裡社家族的研究〉,收入《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1995),頁99-126。
張耿豪,〈日治時期臺灣紳章條規的設置與施行之研究〉,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張隆志,〈國家與社會研究的再思考〉,《近代史研究集刊》54(2006年12月),頁107-128。
張隆志,〈劉銘傳、後藤新平與台灣近代化論爭〉,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8),頁2031-2056。
張菼,〈清代初期治臺政策的檢討〉,《臺灣文獻》21:4(1970),頁19-44。new window
張麗芬,〈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樟腦業(1895-1919)〉,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盛清沂,〈新竹、桃園、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臺灣文獻》31:4(1980),頁154-176。new window
莊吉發,〈清初人口流動與乾隆年間(1736〜1795)禁止偷渡臺灣政策的檢討〉,收入氏著,《清史論集》,第六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頁211-254。new window
莊英章、周靈芝,〈唐山到臺灣:一個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1(臺北:中研院民族所,1984),頁297-333。new window
許嘉明,〈祭祀圈之於居台漢人社會的獨特性〉,《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6(1978 年6月),59-68。
郭慈欣,〈清代苗栗地區的開發與漢人社會的建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陳志豪,〈熟番族群的地租紛爭與土地支配關係—以龍潭銅鑼圈蕭家為例,1881-1904〉(2007年沿山地區研究群工作坊:族群關係史論文)。
陳弱水,〈追求完美的夢—儒家政治思想的烏托邦性格〉,《中國文化新論‧思想篇一—理想與現實》(臺北:聯經,1990),頁209-242。
陳偉智,〈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日治初期台灣原住民研究的展開(1895-1900)〉,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陳捷先,〈從清代檔案看雍正治臺〉,《故宮學術季刊》19:1(2001),頁1-19。new window
陳漢光,〈日據時期臺灣漢族祖籍調查〉,《臺灣文獻》23:1(1972年3月),頁85-104。new window
陳德智,〈羈縻與條約:以臺灣樟腦糾紛為例(1867-1870〉,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7。
陳豔紅,〈後藤新平在臺殖民政策之研究〉,淡江大學日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
彭建英,〈中國傳統羈縻政策略論〉,《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4:1(2004年1月),頁104-108。
楊國安,〈長江中游鄉村社會權力結構及其變遷(1368-1911年)〉,收入陳鋒主編,《明清以來長江流域社會發展史論》(武漢:武漢大學,2006),頁382-389。
森正夫,〈中國前近代史研究地域社視〉,《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83/史學28(1982),頁201-223。
森丑之助,〈過去に於ける北勢蕃〉,《臺灣時報》22(1911),頁5-15。
程士毅,〈北路理番分府的成立與岸裡社的衰微(1766-1786)〉,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黃卓權,〈臺灣裁隘後的著名墾隘—「廣泰成」墾號初探〉,《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
會論文集》(高雄: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硏究中心硏究組,1986)。
黃紹恆,〈客家族群與臺灣的樟腦業史〉,《臺灣客家族群史—產經》(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頁51-86。
黃富三,〈板橋林本源家族與清代北臺山區的發展〉,《臺灣史研究》2:1(1995),頁5-49。new window
黃富三,〈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臺灣風物》32:4、33:1 (1972),頁104-136、92-126。new window
黃富三,〈清季臺灣外患、新政與霧峰林家:林家之際遇與紳商性格之轉變〉,《故宮學術季刊》19:1(2001),頁21-37。new window
黃富三,〈試論臺灣兩大家族之性格與族運:板橋林家與霧峰林家〉,《臺灣風物》45:4(1995),頁151-160。
黃煥堯,〈清季臺灣番人對地方治安的貢獻—義番及其功能的探討〉,《臺北文獻》5(1986),頁131-198。
楊宗穆,〈卓蘭地方的拓墾與聚落發展1790-1945〉,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碩士論文,2000。
楊慶平,〈清末臺灣的「開山撫番」戰爭(1885-1895)〉,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廖偉程,〈日據臺灣殖民發展中的工場工人(1905-1943年)〉,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廖漢臣編,《臺灣省開闢資料續篇》(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頁61-62。
劉正一,〈台灣南部六堆客家發展史〉,《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4),頁437-470。
劉玲妮,〈清代臺灣民變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
劉超驊,〈山河歲月—疆域開拓與文化的地理環境〉,《中國文化新論‧根源篇—永恆的巨流》(臺北:聯經,1981),頁75-122。new window
劉燿鴻,〈清末在臺民族政策研究(1875-1885)〉,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潘是輝,〈清代嘉義地區村際組織之研究〉,《臺灣史蹟》第三十九期(2001),頁69-108。
蔡文地,〈清末臺灣社會流行吸食鴉片之研究〉,《臺灣人文》第七期(2002年12月),頁71-82。
蔡秀娟,〈清代閩粵臺偷渡人口問題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蔡佩芸,〈罩蘭Talan客家人的研究〉,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蔡淵洯,〈清代臺灣基層政治體系中非正式結構之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一期(1983),頁97-111。new window
蔡慧玉,〈日治臺灣街庄行政(1920-1945)的編制與運作〉,《臺灣史研究》3:2(1992),頁93-140。
蔡學海,〈萬民歸宗—民族的構成與融合〉,《中國文化新論‧根源篇—永恆的巨流》(臺北:聯經,1990),頁123-176。new window
鄭政誠,〈日治初期台灣舊慣調查事業之開展(一八九六~一九○六)〉,《回顧老臺灣、展望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臺灣 省文獻會合編,2000),頁225-264。
鄭政誠,〈日治時期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原住民調查〉,《臺灣文獻》53:4(2002),頁27(25-48)。new window
鄭政誠,〈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初創之際的籌畫與運作〉,《臺灣文獻》53:1(2002),頁135-166。new window
鄭麗玲,〈日治時期臺灣戰時體制下(1937-1945)的保甲制度〉,《臺北文獻》直字116期(1996年6月),頁23-54。
鄧孔昭,〈臺灣建省初期的福建協餉〉,《臺灣研究集刊》1994:4,頁59-66。
磯田進,〈北支の小作—その性格とその法律〉,《法學協會雜誌》60卷7號、12號;61卷3號、5號、7號(1942-1943)。
簡志維,〈清代苗栗大湖墾隘的發展—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2005。
蘇碩斌,〈晚清帝國的臺北社會:論「社會與國家」關係下的秩序運作〉,《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8(2005年6月),頁33-84。new window
羅烈師,〈國家社會的妥協與共構:晚清臺灣苗栗稅捐爭議(1882-1887)〉,「第二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年12-13日。
羅烈師,〈清代竹塹地區族群界域的形成〉,「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7年20-21日。
鹽見俊二,〈日據時代臺灣之警察與經濟〉,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初集》,臺灣研究叢刊第25種(臺北:臺灣銀行,1943),頁127-147。new window
Allee, Mark A. Law and Loca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orthern Taiw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andford: S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Antonio C. Tavares(陶仁明) “The Japanese Colonial State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late Imperial Frontier Economy in Taiwan, 1886-1909”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4:2(2005.05), pp.361-386.
Huang, Philip C. C. “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ty”, Modern China, 19(2) ,1993, pp216-240.
Huang, Philip C. C. The Peasant and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andford: S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William T. Rowe, ”The public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3:309-329, (July,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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