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不當得利制度，我現行民法僅設五個條文，抽象又概括。自民法施行以還，最高法院所下之有關判決例雖達數千件，提供研究者豐富之素材，使得我國不當得利制度得以繼續成長，但不可諱言，仍然存在若干疑義尚待澄清，諸如，第一八○條第四款「不法原因給付」要件之解釋是否過寬？應如何解釋才適當？與第一七九條是立於獨立關係？或原則與例外關係？本款可類推適用範圍如何？當雙方均有不法原因時法律效果應如何調整？ 國內研究不當得利制度學者迄今仍然不多，對於上述所提之問題表示意見更少，並且多從德國法制出發，其實，我國現行民法第一八○條第四款係仿自日本民法第七○八條，而日本社會之發展與我國息息相關，其類似案件之發展，今後恐會影響我國，故本文嘗試以我國學界較少深入探究，實務界觀念尚淺之「雙方不法原因給付不當得利返還問題」為題，依方法論歸納整理日本及國內學說判例見解，作為解釋及適用第一八○條第四款參考，並以我國最高法院八十七台上第二六七七號判決作為檢討之對象。 研究結果發現：適當界定「不法原因給付」要件，將「給付」解釋為「終局地移轉財產權」；將「不法原因」原則上解釋為「違反公序良俗 (尤其構成犯罪)」，極例外情形才及於「強行法律」。法律效果調整方面，對於「雙方不法原因給付應否及如何返還」問題，方法上，將其認定為法律漏洞，並類推適用「過失相抵」原則，由法院就個案詳細地調查、比較、衡量該法規之立法目的、違反法規之強度、乃至不法性之強弱，當事人之地位、財產關係等具體態樣後，調整第一八○條第四款之效果，以免斷傷不當得利制度之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