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顧頡剛面臨的主要學術困境,不是要不要接受唯物史觀,而是如何論證考據工作具有正確的階級性和革命性,以獲得主流認同。這一時期,顧頡剛在古史研究中運用了唯物史觀,但他對"中國古史層累造成"的基本認識,并未因此改變。他對唯物史觀的運用,主要是將之作為一種解釋工具,服務于其古史考辨的宏觀主旨。從顧頡剛的例子可見,以"接受"和"排斥"為標準衡量民國時期的非馬克思主義史家在1949年后對唯物史觀的基本態度固然重要,但對于"接受"者而言,他們因受不同因素影響而對唯物史觀所表現出的不同認同方式,同樣值得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