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惠言，字皋文，一字皋聞，號茗柯。生於乾隆中葉年間。先世自安徽滁州遷至江蘇武進，自曾祖以下皆為縣學生，張惠言生於書香門第，啟蒙受學，自然奠下深基。惠言四歲父亡，其母守志撫孤，家境甚貧，卻能力爭上游，自幼即展現過人才華。幼年之時受《周易》之學，即能通曉大義，為其日後研究易學之端。十四歲即為私塾講席，於鄉里之中教授。其後於科舉考試屢有斬獲，並曾考取皇室官學景山宮教習之職。嘉慶四年高中進士，受其座師朱珪之薦，改任庶吉士兼實錄館纂修官及武英殿協修官，得參與清代國史文獻編脩，為其中一生事業之高峰。惜天不假年，惠言於嘉慶七年六月初三，因染痢疾逝世，英年早逝，得年四十二。
張惠言生當乾隆、嘉慶之時，因朝廷鼓勵經學研究，舉拔潛心經學、純樸淹通之士，一時上自名公巨儒，下逮博士學究，無不以考訂經籍為己任，而觀乾嘉時代各次會試所錄取之進士，其中不乏著名經學家，而乾嘉學術之經學研究，在科舉考試之提倡下，可謂燦然如日中天。張惠言生當其時，其治學風格自受影響，對照乾嘉之學術氛圍，自不難理解其時代背景。其次，張惠言以研究易、禮，聞名學界，向其請教易、禮者甚多。其一生交游論學之友人，多為滯京期間所結識，或為官學教習同事，或有同鄉之誼，或是學界向問學者，其中尤以惲敬為其知交。
張惠言為學初為詞賦，其後肆力於古文，以為未能明道，三十歲以後轉而鑽研經學，其易學著作多在四十歲前後完成。曾自言悔未能早日致力於經學，對早年肆力於辭賦時文，頗多慨嘆。張惠言之學要歸六經，尤其以《易》、《禮》二經最為深入。張惠言治經以鄭玄易禮入手，其後專攻虞氏易學，卓然有成，並兼及漢易諸家。其《易》學著作頗多，計有十部：其中《周易虞氏義》是以康李鼎祚《周易集解》所提供的虞翻注為主，參考漢易諸家之說，對《周易》經傳文句所作的注疏。其中未引虞氏注者，則依虞氏義加以補充，有虞氏注者則加以疏釋，目的在以注疏的形式，恢復虞氏《易》的全貌；《周易虞氏消息》則闡發虞氏易之原理及其解《易》體例，並將其歸結為「陰陽消息」說；《虞氏易事》解說虞氏注中有關《周禮》的見解；《虞氏易候》是對虞氏卦氣說的闡釋；《虞氏易言》是依虞氏對經文的解說，闡發其中的義理；《易義別錄》與《周易鄭荀義》均為分別整理漢易學者的易學內容，可說是一部簡明的漢代易學史；《易緯略義》則是對繁雜難讀的《易緯》經文加以校定。至於《易圖條辨》一書，則總結自清初學者批判圖書之學的成果，對宋易圖書之學的諸多課題，均有考辨。張惠言的易學著作之中，除《易圖條辨》外，餘均與漢代象數易學有關，尤專宗於虞氏易學。此可見張惠言治易之方向，與專於一家的研究特色。
歸納張惠言之易學著作，反映以下六項特色為：（一）治易專研虞氏義，以虞氏為名之著作頗多，或就虞注加以疏釋，或就虞義未及處，以虞義加以發揮，此充分展現其專宗虞氏學治易之特色。（二）張惠言生當乾嘉之時，其治經學之方法與特色，亦深受其時學術風氣之影響。其易學著作，不論是歸納分析，或甄別源流，或經傳校勘，均具體展現了乾嘉學術的方法與原則（三）易圖考辨自清初以來之學者即構成一綿延不絕之傳統，至胡渭之《易圖明辨》可謂高潮。張惠言《易圖條辨》一書繼續針對宋易圖書之學的諸多課題，予以關注，亦就胡氏考辨之疏，提出新的見解補正。就易圖考辨的歷史觀之，可視為為清代易圖考辨之遺緒。（四）張惠言治六經，尤深易禮，於鄭氏易禮之學頗為留心，其《周易鄭氏學．禮象》、《虞氏易禮》之作，充分表現張惠言治易以禮之學術門徑。（五）縱觀清代經學研究，家學傳承始終是一個重要現象。張惠言之易學研究，後授其子成孫、甥董士錫加以傳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嘉漢學之經學研究，以家學傳承之現象。張惠言治易，承襲惠棟易學，然張氏卻指出惠棟治易雖標榜漢學法，然因欲兼綜各家，而致漢易諸家之義相互牽絆，基於惠棟此種治易之失，張惠言治漢易之探究家法，卻由會通轉向專門，如《周易》即專明虞氏一家之學。此充分展現張氏治易在探究家法與家學傳承上的一大特色。（六）張惠言解經，恪守漢易取象說之傳統，從而於易學著作中，多次批評自王弼以來，乃至宋易之大家程頤《易傳》、朱熹《易本義》取義說易之誤。尤其是宋易，張氏即批評為「宋儒不知觀察，故其說紕謬為甚。」故張氏解易多能理象並重，與王弼以來的易學，偏重於義理的解釋，大相殊異。此亦為其易學的一大特色。
張惠言易學著作頗豐，其治易成績亦相當可觀，可總結歸納為以下七點：（一）以漢易之發展觀之，漢易自王弼義理派解易興起，蒙塵而亡佚。下至清代，由惠棟發其端，治易講求尊漢學、明源流，始留心及漢易虞氏易。張惠言在惠棟的基礎上進行對虞氏易義的全面鑽研，以虞氏為名之著作計有：《周易虞氏義》、《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禮》、《虞氏易言》、《虞氏易候》、《虞氏易事》等五部，均充分闡發虞氏易學之大義，可說對復興虞氏漢易，卓為有功。（二）漢魏易注因年代久遠，往往多有佚失不全，張惠言《易義別錄》一書對前人蒐集輯錄漢魏易家之說，雖其內容尚未臻具足完備，其後之清代學者，雖續補張氏輯存之不足，但惠言之《易義別錄》輯存漢易諸注，當居首創之功。（三）《易義別錄》一書除在輯存漢易諸注，卓有貢獻之外，對繁雜之各派易學，均能辨其異同，梳理流衍，使其條分縷析，綱舉目張，與《周易鄭荀義》合，可謂為簡明之漢代象數易學史。（四）自清初以來學者考辨宋易圖之學，頗有佳績，至胡渭《易圖明辨》一書之成，論者以為圖書考辨定讞之作。張惠言《易圖條辨》續續胡渭之研究，針對胡渭部分未完全考證之處，著力於斯，使易圖考辨更加完備縝密，張惠言之作可謂「後出轉精」之代表作。（五）《易緯》為漢代象數易學的重要流派，對後世易學家均有很深影響，其中多帶有神祕色彩，頗難理解，加上歷代傳承，隨著象數易學漸湮而亡佚，今日所見，多為斷簡殘篇，後人多苦於其文義晦澀，文字支離破碎，張惠言《易緯略義》重新校訂《乾鑿度》、《稽覽圖》、《通卦驗》等三種《易緯》文字。在易緯文字的整理上，可謂取得初步成績。（六）張惠言作為乾嘉時代的漢學家，其以治《易》名家，對漢《易》的探討與整理、《周易》經傳的校勘和一些文句字義的訓詁，均提供了重要的見解，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縱觀張氏著作，對《周易》經傳訓詁，可謂俯拾即是，處處可見。其在經傳訓詁上的疏釋，能發前人所未發，充分表現出經傳訓詁上成績。（七）清代學者研究虞氏逸象，由毛奇齡首發其端，然其所獲多粗疏闕漏，惠棟於《易漢學》考訂有331個虞氏逸象，張惠言治易步武惠棟，在《易漢學》的基礎上，持續增補，共計得482個虞氏逸象，較惠棟所得為多，此可見張氏治易在虞氏逸象增補工作上之成績。
張氏治易雖稱專家，然仍難免一失，總結其治易待商榷之處，計有五端：（一）張惠言《周易虞氏消息》所言「八卦消息為六十四卦」，後儒李銳於《周易虞氏略例》整理漢易諸家通用的「消息」義，歸結於十二辟卦有消息之義，其餘諸卦均未有言消息者，以此駁張氏「八卦消息成六十四卦」之說，非虞氏易本義。（二）張惠言《周易虞氏消息》釋虞氏「八卦在天」說，可以看出其揉合漢易中各種說法：十干說、五行生成說、卦氣說、納甲說等，若張氏據此追求虞氏義之「條貫」與「統例」，實際上，並不能自圓其說，仍舊是一種失敗的嘗試。（三）張惠言駁鄭注＜王制．正義＞「一君二民」之義，提出「中國七千里」之說。以六經相關文獻疏理此一命題，可以發現鄭氏所云「二君一民」，僅為一種假設而已，孔穎達深知其意，故以為鄭氏說為假設而云，張惠言批駁鄭說云「外必別有君」，對鄭注與孔疏，皆誤解之甚。（四）干寶注《訟》「離之遊魂也，離為戈兵，此天氣將刑殺。」張惠言釋之注云「四世卦主八月，故天氣將刑殺」，然通觀干寶易注引用京房「世卦起月例」，《訟》卦為《离》卦四世卦，應主二月，張惠言循通例，以八月主刑殺。細究干寶注《訟》，其以《离》四世卦為釋，係取其离有戈兵之象，以釋天氣將刑殺之義，張惠言所云為誤。（五）張惠言於《周易荀氏九家義》卷首「乾坤升降」條，言漢代易學家荀爽之易學主張，將之歸納為「陽升陰降」說或「乾坤升降」說。實際上就荀氏易內容加以歸納有「陽升」、「九二不升」、「陽降」、「陰降」、「六五不降六二」、「陰升」，張惠言所云，對荀氏易學之理解，恐有流於片斷之虞。
總結歷來學者對張惠言之評價，可謂褒貶不一。若以時代區分，清代學者多持肯定讚揚態度者為多，其中尤以阮元、皮錫瑞給予之評價最高，以為張惠言治易頗能專門於一家之研究，對於復興漢易，卓為有功。至於民國學者除梁啟超、柯劭忞外，餘對張惠言治易之評價，多持保留態度，於肯定中亦能點出張氏治易之病。現代學者對張氏治易之評價，與清代學者相比，較能由各種面向加以思考分析，分別加以評價。在理論思維方面，學者多持負面評價，以為水平不高，未能開創體系，建立自身理論；在文獻整理上，以為其能達到精善與其有首創之功，給予了正面評價。純就評價一事而言，近代學者能析理分明，從不同面向給予適切評價，較清代學者為之客觀。整體而言，張惠言治易之成績，學者對其評價，仍是褒多於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