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為政治上分裂的時代，在學術文化上亦是如此，如經學的研究即有鄭學與王學之爭議、南學與北學之差別。隋代天下統一，結束了南北分裂的情勢，也帶來經學的統一與融合。至唐代時，為了建立貢舉選士制度的依據標準，唐代政府敕令顏師古統一五經水字，訂制《五經定本》，又命孔穎水等諸儒編撰《五經正義》統一經說，以作為明經考試之依據，於是唐代遂成為經學史上「經學統一的時代」，此雖塑三選出經學定於一尊的地位，可是卻造成學術缺乏刺激、思想日漸錮弊的現象。再者，唐初貢舉取仕本偏重於經學方面，但是自武后干政，為了建立為己所用的新興勢力，以如舊士族相抗衡，乃於政治上扶植一批新人，而這些人又得不同於舊有的經術吏用之士，所以武后大崇文章之選，破例用人，於是進士科遂成為唐代士人晉陞權貴的必經之途，遂為世人所重，但以進士取仕為中心的貢舉制度卻導致了士人機文學而輕經的現象。以上二者對經學教育與發展影響甚巨，本文試以此二者為中心，來探討貢舉制度對唐代經學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