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根據拙著〈論唐代制書程式上的官職〉、〈論唐代之封駁〉、〈唐代給事中之分析〉、〈論《貞觀政要》中的君臣溝通文化〉等論文修改整合而成。 中國自秦漢以迄清末，其政體均屬君主專制政體。而君主專制政體最嚴重的缺點，就是皇帝既是法律的制訂及頒佈者，也是全國行政最高長官及法律的最後裁定者。本論文亟欲透過唐代的詔、敕、制中所呈現出的封駁現象，討論唐代在官僚體制內如何進行結構性的節制，及這種節制可以達到的成效。 研究後發現，在君主專制政體中，法理上雖然沒有任何機構或角色對君主之裁定具有否決權，但在中國唐代的政治體制中，卻運用「給事中」所特有的封駁職任；及公文書發佈之前，公文程式所產生的體制上的節制；約束皇帝不可以為所欲為，尤其是關係著全國性的政策及法律問題。由此，可以減少決策與行政上的錯誤。 同時，為了整合帝國的人力物力，推動政務，事前的溝通成為政令形成以前最重要的工作。由唐太宗《貞觀政要》一書的內容可以發現，君臣之間的溝通，並非針對某一案件進行具體之討論，而是透過不定時，不斷的溝通，建立對於所有人事、事務等的基本共識，避免了個案或個人的利害衝突，建立君臣之間的互信，免去君主政體中最常出現的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