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椿在《畫繼》中提到徽宗拔擢畫院中人，心中所懸的標準係視其人能否在繪畫中表現詩畫合一的理想：「始建五嶽觀，大集天下名手。應詔者數百人，咸使圖之，多不稱旨。自此之後，益興畫學，教育眾工。如進士科，下題取士，復立博士，考其藝能。當是時，臣之先祖，適在政府，薦宋迪猶子子房，以當博士之選。是時子房筆墨，妙出一時，咸謂得人。所試之題，如「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自第二人以下，多繫空舟岸側，或拳鷺於舷間，或棲鴉於篷背，獨魁則不然。畫一舟人，臥於舟尾，橫一孤笛，其意以為非無舟人，止無行人耳，且以見舟子之甚閒也。又如「亂山藏古寺」，魁則畫荒山滿幅，上出旛竿，以見藏意。餘人乃露墖尖或鴟吻，往往有見殿堂者，則無復藏意矣」。從鄧椿《畫繼》這段紀錄看來，得知宋徽宗在創辦畫學時徵選學生，考試的內容出自於詩題，而由得魁者的作品表現方式可知，徽宗並非只是期望學生的技法高超，他所冀望的是甄選一個能在畫中表現詩意的學生，顯而易見我們知道徽宗在畫學所期待的美學之一便是詩意的展現，但是為何在徽宗自己的畫作中我們似乎感受不到這種詩意的特質，是我們錯誤的聯結了「下題取士」與「以詩入畫」必需要有的直接關係，還是「以詩入畫」的徽宗對於詩意的表現有別於我們現代人所能想像的另一種詮釋？本文將以《臘梅山禽》（圖一）與《芙蓉錦雞》（圖二）二幅畫，重新闡釋「下題取士」與「以詩入畫」之間的關聯，也藉由這兩幅畫重新為徽宗的「以詩入畫」下一個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