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豐八年（西元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規定台灣開放對外國貿易，是台灣涉外關係
複雜化的一個轉捩點。當時，列強強基於人道理由、商業動機、與政治作用等三大因
素，透過合作政策的實施，促成了台灣開埠。
台灣實際開埠共有四口，比條約規定的還多二口，此中過程甚為奧妙。而埠址的確定
，不但涉及條約解釋的問題，更暴露了當時中國官員外交知識的缺乏現象。
外國開始派遣領事駐紮台灣，以及台灣設置海關，均和台灣開埠有密切關係。本論文
對這兩塊學術領域，展開了拓荒工作。
當時人士對台灣開埠的檢討，也是少受注意的一項。本論文嘗試作初步的分析。
總之，台灣開埠對台灣本地來說，是兩個不同時代的分水嶺。本論文希望在現有關於
此一分水嶺的少數研究之外，再作進一步的深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