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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歷史的共情:心理治療思想中國
作者:王東美
作者(外文):WANG,DONG-MEI
校院名稱:輔仁大學
系所名稱:心理學系
指導教授:夏林清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18
主題關鍵詞:心理治療思想史生命史生命哲學本土化PsychotherapyIntellectual historyLife historyLife philosophyIndige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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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第一部系統研究心理治療與近代中國思想史的論文,本文以個體的生命史(生命歷程)、思想史和心理治療學科史作為三條線,探討了心理治療在中國的發展歷史,以及在當今人的精神危機中正在發生的作用過程。本文反思了建立在西方實體哲學為基礎的主流心理治療知識論與方法論的侷限,並試圖尋找一條不同於主流實證論基礎上的學科知識道路。
心理治療根本上指向「人的改變」,然而,誕生在現代社會中的西方心理治療自傳入中國以來,經歷了浮沈起落,與社會處境和人的根本追求與思索有關。從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救亡圖存的理想情懷之下,推動心理衛生運動,以求通過「心理建設」達到新民的改造;1949年以後心理治療在大陸和台灣開始分流,但又斷而不斷,各自社會經歷了不同的歷史社會變遷,心理治療也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發展。透過九位出生於五十年代的兩岸心理助人研究者/實踐者(包含心理、社工和精神醫學)的生命歷程與專業實踐歷程,看見他們作為歷史中的個體如何思索、進行生命的選擇以及專業實踐過程和本土化的實踐歷程。在兩岸社會思想史與專業發展史中看見差異與相似,個人與歷史之間的互動過程亦清晰可見。在10個月的行動田野研究中,深入其中一位心理治療的研究者/實踐者的生命歷史、研究、實務與培訓的現場,研究當代中國大陸社會心理治療知識的生產、實務與教育的互動過程,以及治療者本人身上已經蘊藏的本土治療智慧。
在「個人與社會」張力與矛盾的歷史線索中,直面當代人的精神危機,本研究發現以人為中心的「人觀」能夠提供個體的自主與獨立,但是由於中國社會制度的缺失,使得誕生的「個體」有可能是不完整的;而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人觀」則有將個體裹挟在集體之中的危險,因此引入「場有哲學」,提出「人」的一個新定義:「場在」,一個有關人的身心-歷史理論,即人是一種兼具身心互動,社會歷史和宇宙自然相通、互相轉化的動態綜合的關係性存在。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歷史的共情」之概念和處於社會文化土地上的人人關係之「在場」,如此,「改變」只是過程中的顯現,而「治療」亦只是一種生命參與的過程。本文對當前心理治療的自然科學之範式進行反思之後,採用行動田野研究、敘事、生命史等人文取向的方法,並指向「心理治療作為一種設計」的未來行動方向,最後提出「方法論即認識論」的命題作為未來華人心理治療專業發展的一種可能方向。
總之,如果說思想史能夠將心理治療與社會人文土壤進行轉接,讓心理治療落置於更廣大的人文社會土地之上從而提供其紮根於社會又開顯出一種積極能動的位置而不是「縫補漏洞」的話;那麼,「場在」則是能將個體身心經驗世界與其所處的社會歷史處境形成一種轉接,產生一種清晰的意識穿透力,既能夠對自己身心經驗產生根本體認,具有「生命的意義」之感;也能夠清晰意識到與他者彼此的關聯性,產生「歷史的共情」,並達到真正的「在場」,進而形成「行動力」,設計/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
As the first systematic study of relations between psychotherap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this dissertation employs the individual life history,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discipline history of psychotherapy as three clues to explore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therapy in China , which is to reflect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foundation of modern psychotherapy, and to explor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from the mainstream positivism that emerged from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is dissertation, after criticizing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ism, I used methodologies of human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approache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field study, action research,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I conducted three studies: First, the history of psychotherap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from 1896 to 2018 was discussed systematically; Second, different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psychotherapy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fter 1949 were compared; Third, a 10-month field study of psychotherapy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how the knowledge of psychotherapy has been produced and how it has been practiced in Mainland China.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Person-Centered Theory and Practice has a peculiar effect on Chinese people in bringing about individual independence. However, due to deficiency of the social system, "individuals" who were born in Mainland China may be incomplete, meanwhile the concept of pers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is facing the danger of entangling individuals in the collective. Ther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Field-Being Philosophy” puts forward a new definition of person: “Field Existence.” This concept means people are a kind of dynamic and comprehensive relational existence that has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interactions, social history and natural connection with the universe. On this basis, this dissertation furth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Empathy”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helping professionals. In this way, “change” is only a manifes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relations, and “helping” is only a way of life. Furthermore, it points to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psychotherapy as a design” and proposes an idea of “methodology is epistemology.”
In short, the knowledge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can help people put the psychotherapy to the context of history and social situations; “Field Existence” can surmount the tens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On one hand, this theory can form a transi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body-mind experience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situations, resulting in a clear ideological penetrating power that can fundamentally recognize the meaning of life.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clearly connect self and the other, produce a “Historical Empathy” and achieve a true “Presence,” so as to produce the power of activity, design and create a bette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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