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晚明文學史言，學者們多注意到明代中晚期有一股重視慾望人情的現象。對於這種突出慾望人情的傾向，一般流行的成說大致是以李贄的「童心說」為中心，以為袁宏道、湯顯祖、徐渭等人受到李贄學說影響，因而形成他們在文學、藝術上突破性之見解。而李贄的「童心說」又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泰州學派的見解。各家說法復因對於泰州學派及李贄思想之興起有著不同的詮釋模式，而言人人殊。本文之旨在試圖於各種成說之上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從對李贄義理性格的討論中，指出「童心說」並非在追求個人的自由解放，更遑論主張放縱情慾，相反地其思考的方向是如何將如何將人類的真性情放入禮義的架構當中，在這方面他是沿著陽明學派「心即理」所開出的方向思考，且是順著王龍溪四無句所開顯的頓教模式去發展他的「童心說」。一般成說正是因為不瞭解李贄以頓教的立場說「童心」，故多將他的「真」導向道家的義理系統理解。「童心說」在中國美學史上的重要性，在於李贄將儒家美善合一的理論，發展為真善美合一，但這樣的改變並未逸出儒家的思想範圍。李贄的獨特處在於他將「性其情」改造成「情性」，真情即是良知，從真心流露出的真性情自然止乎禮義，故陽明學派的美學思想至李贄「童心說」得以完成，其在美學史上的意義亦被彰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