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分析對象是「中正二九七號（永福）公園」（寶藏巖）的違建抗爭運動，在歷經不同市府政權的過程下，其策略轉型產生的狀態。隨著都市社會環境的轉變，我們可以見到「文化」議題在其中佔有日益重要的位置；至於做為都市意義衝突戰場的都市社會運動，也放置更多力量在「文化」議題上。然而，必須探問的是，都市政權與都市社會運動在「文化」場域的交鋒中，狀況是什麼？過程中最不可或缺的力量又是什麼？ 以寶藏巖而言，它搭上違建運動的末班車，以藝術村的外表包裝，爭取住戶權益及違建聚落保存的實質目的。另一方面，台北市政府則在吸納對付違建抗爭經驗的同時，也在一連串都市文化的治理、宣揚、建構手法下，接受了藝術村的構想。然而，此一文化策略將整個運動帶向何方？筆者認為，都市運動若在缺乏市民直接參與鬥爭，以及社會運作之結構性邏輯尙未轉變的情形下，對於促使社會變革（social change）的影響則難以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