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乃接續拙文〈王弼的「動」「靜」觀從《老子注》及《周易注》論其儒道態度〉所遺留之問題意識而發。筆者分別從名士、經學及自然與名教三面向,以歷史的角度論述王弼思想的外部因素。在名士方面,歷史的發展告訴我們士作為知識份子,在漢武帝之後,因「士族化」使得名士以儒家思想為本懷,漢魏之際的名士依然處於儒學的氣氛中,王弼思想是在儒家背景中發展。在經學方面,藉由程元敏先生的考據,當代研究魏晉玄學所據以為預設之「荊州學風(派)」此一歷史背景並不存在,則可知漢魏之際的名士依然處於漢代思想的餘緒中,王弼思想離不開漢末儒士有關經學的問題意識,我們不能將兩漢思想與魏初玄學切割開來。在自然與名教方面,由於當代學者詮釋理論之侷限,使得「名教出於自然」此一詮釋方法不能普遍相應於王弼思想,反而我們應視自然在保障名教的存在,老學是在儒學的問題意識下為王弼所運用。總而言之,若我們從「本質問題」與「發生過程問題」綜合考察王弼的思想型態,則歷來以外儒內道、道體儒用概括王弼思想的哲學論斷應以儒體道用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