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討台灣國家關貿政策之形成、轉變與影響。借用亞當斯密批判重商主義「輕消費、重生產」的論點,轉化為「節流與開源」的概念為研究取徑,論述民國34(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政府如何從接收的矛盾問題,過渡軍事對抗的調整,乃至民國56(1967)年間形成台灣自主性的關貿政策。
透過本文的討論,台灣關貿政策的歷史演變歸納為三個機制與一大弊端來說明。
第一個機制是以台灣為主體的國家邊境安全與經貿流通之監管機制。這是隨著民國38(1949)年間政府在大陸局勢惡化,以戒嚴令為依據,軍警尤其是保安司令部大力介入台灣邊境安全與貿易管制流通的監控,形成以台灣為主體的國家邊境管理機制,在此機制上,軍警、海關、港務與金融銀行各司專業分工,維護台灣國家邊境安全與監控經貿的流通。
第二個機制是在高關稅、高管制的關貿政策下,犧牲廣大消費者利益的節流機制。這是從戰後接收復員與制度磨合的同時,中央與地方隨局勢需求所不斷調整而形成的現象,後來均積累在台灣而構成進口商品高關稅、高管制,以及出口商品高限制的關貿政策。如此,在軍警所構築的戒嚴體制下,結合金融外匯管制、高貿易管制與高關稅等,構成三合一的半封閉系統,乃是政府為解決財政拮据、外匯不足的節流機制。
第三個機制是以政府積極獎勵生產者擴大再生的開源機制。從迎合大陸紡織資本遷台,大幅調整紡織商品關稅與貿易管制結構,結合美援原棉與代紡代織之統制再生產機制,大陸紡織資本成功移植台灣。以紡織業為核心,在初步奠定民生自足的經濟體系之後,如何不違背國家安全與財政收入的前提下,在半封閉的體系中擴大再生機能,進而達到國家財政與產業資本累積的功能,而勞力密集之出口代工與勞務出口,也就成為開源擴大再生的楔子。
綜觀台灣關貿政策的演變,以台灣自主性的國家建立,貫穿歷史發展的脈絡,而其過程又以犧牲消費者作為國家財政與資本累積的前提,進而獎勵生產者擴大內部再生產,以促進出口擴大再生。然這樣的過程嚴重扭曲市場機能,以致以走私滿足內部消費需求的地下經濟始終無法遏止。這股龐大的走私弊端,以遊走邊境的漁船與船員為主,主要從事民生消費商品的走私,其力量之大成為海關最為棘手的挑戰。諷刺的是,不少海關人員也捲入走私的暴利之中,而成為時代性的結構性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