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族群研究一向為學界各學科所重視，然而清代臺灣沿山地區的生番地，因漢人或熟番移入而引起的複雜關係，相關成果仍有限。十八世紀六○年代，清廷確立的土牛新界為清代臺灣自南往北陸續劃定的人文界線，理論上也是清廷版圖的邊界，熟番、漢人卻不斷向界外（土牛界以東）地帶進行移墾與進駐活動。本文針對嘉南平原東側沿山地區，在清代位處國家力量甚少觸及的邊陲地帶，新移民如何在幾乎自治的狀況下，與原住族群阿里山番進行協調，進而建立其新生活空間，進行分析。清代所謂「阿里山番」指阿里山頂四社與下四社（四社生番除外）而言。目前活動於嘉義縣阿里山鄉一帶的各部落，以新美村為界，以北一般稱為北鄒；以南為南鄒。但清代嘉南平原東緣，從今南投縣竹山鎮，經雲林縣古坑鄉，一路南下至臺南縣白河鎮、楠西鄉等沿山地帶，均為「阿里山番租」收取的範圍，說明過去其為阿里山番生活領域的事實。而在族群關係上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阿里山番租（應視為「撫番租」，即安撫番租），雖然光緒年間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清賦時，無視於其性質不同於因土地租贌而形成的大小租關係，強制施行「減四留六」之法，民間行之已久的「番食租」（安撫生番的租谷），日治時期仍舊維持，其中款待阿里山社人的配套措施且延續到戰後。本文主要利用臺灣總督府檔案，輔以方志、遊記、古文書及相關調查資料，以「阿里山番租」為例，針對清代漢人移住界外的活動暨其與原住族群如何由接觸、連結，進而產生互動等議題，進行討論，一方面考察界外複雜的族群關係；一方面釐清阿里山番租在沿山地區族群關係上扮演的角色，並檢討其性質。生番、熟番、漢人三者間在沿山邊區社會錯綜而複雜的關係，與清廷的邊疆治理有關，如土牛界的劃定、界外被視為化外之地，因而邊區居民需以屯與隘防守自衛。本研究區較少存在屯、隘組織（相較於北臺），番漢族群關係的「穩定」維持，有賴於非武力的形式──阿里山番租的運用。本文針對阿里山番租的產生、運作方式與配套措施進行分析，有助於瞭解沿山地區不同族群的互動狀況，與清代阿里山番生活領域變動情形，並可作為沿山地方社會發展研究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