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根據作品而來。對作品的認識、研究這一作品所欲達到的目的，形成問題意識。不同的問題意識會形成不同的方法。據事直書與書法見義，隱藏其後的問題意識，才是形成不同解經方法的根源。魯史與《春秋》的關係，究竟是「複製」抑或「修正」，又不僅是解經方法的問題，更涉及對聖人義理的認知。讀《春秋》既如讀魯史，《春秋》有何價值？如曰魯史不存，賴《春秋》保存之，更可論證《春秋》等同於魯史，失卻了經典的地位。據事直書未必能達到見義這一解經目標，從據事直書到直書見義，並非理所當然：仍賴《傳》的記事，才能掌握事件的因果關係；又須熟稔典制，才能見出人事的是非。所以直書能見義，尚需其他條件配合。此時以寄託論史的《春秋》解釋學另一傳統，或能在據事直書之外，有一新的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