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做為儒家人物而言，真是一位再特別不過的人物，其不僅是歧出亦是過渡，是儒家的歧出，是法家的過渡。就先秦儒家所擔負的時代使命言，孔、孟、荀實可說有一共同的理想，此理想即欲以周文為型範而重建一秩序。但就荀子而言，其目的不在人格之完成，而在明分使群，在這途程中，除禮義之外，荀子提出了「樂」，直接由主體下手，企圖陶冶改變心性，由根源性下手以治亂，不像禮義由外在的規範以治亂。禮與集雖然同屬於客觀軌道的層次，但禮屬外緣，樂則屬內在層面，是內在的陶養。故其上承孔、孟，而與孟子的心性論相較視為歧出，下啟法家，就韓非而言，則視為過渡。法家既是由荀子之學發展而出，二者之間必有一相應的根源性，因而由此出發，試圖回歸荀子之學中找尋回應法家政治之道，而荀子治亂之方以外在的禮及內在的樂為主，法家則成荀子外在之禮發展為法成治亂，故而現今以荀子《樂論》為中心，討論其做為法家政治回應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