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詳目顯示

回上一頁
題名:貞觀治道與法家思想
作者:管力吾
作者(外文):Kuan, Li-wu
校院名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系所名稱:國文學系
指導教授:徐漢昌
學位類別:博士
出版日期:2014
主題關鍵詞:治道貞觀唐太宗法家思想Rulling MethodChen-KuanT’ang T’ai-TsungLegalismLawsArtificesPower
原始連結:連回原系統網址new window
相關次數:
  • 被引用次數被引用次數:期刊(0) 博士論文(0) 專書(0) 專書論文(0)
  • 排除自我引用排除自我引用:0
  • 共同引用共同引用:0
  • 點閱點閱:173
摘要
貞觀之治為中國歷史之美談。本文由貞觀治道之真實內涵,探討指導治道之法家及儒家思想,因漢以後能影響治道之思想,僅此二家而已。
法家思想下之君王持國,所倚賴的「帝王之具」為法、術、勢三者。貞觀時代,唐太宗向法、重法、決事於法之程度,超越親情與私恩,貞觀群臣之向法深度,也與太宗之旨向若合符節。
太宗有玄鑒深遠,人所不測之人格特質,其在君王獨擅的用術藝術上,表現尤為突出。善能掌握人性之特質,將儒家標榜之恩情、仁義等,一一融入術中,治事御人,天機神隱,人或入其術中而不自覺,或雖有自覺而不能自拔。
太宗之任勢,主在以法輔勢,以勢行法,將君勢提昇至更高之高度。法家之慧見:法與自然之勢結合而為人設之勢,中材之主,操人設之勢即可以妥善治國。唐太宗聰明睿智,掌握法、術、勢三大治國利器,宜乎有貞觀之治。
唐承隋之後,典章制度襲隋之處實多。隋祚二世而滅,太宗在隋之二帝間,鑒戒惕勵,反其道而行,冀得其正,但欲罷不能而循隋二帝之跡者亦所在多有,鑒戒與取法往往盤根錯節。
法家以法為治道之惟一手段,儒家以法為治道之輔助手段,貞觀之朝,則以法為治道之主要手段。雖非唯一手段,但定位遠在輔助手段之上。法家君王之用術與任勢,在太宗之行事中,處處可見其斧鑿刀痕,而太宗刻意仿效儒家精神所行的仁義諸事,後之儒者對其批判遠多於讚美,蓋因此等假仁借義之事,頗多可歸於術用。
法家思想之特色為重事功、尚實利。太宗之為政,偏向於法家之崇功務實。相較之下,儒家思想只能扮演一定程度之浸潤角色。指導貞觀治道之思想,當屬之法家。
Abstract
Chen-Kuan chih chih (貞觀之治)won one of greatest admir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analyze Chen-Knan’s ruling method and distinguish its philosophy of politics. It must be either Legalism or Confucianism that has existed after Han dynasty.
Under Legalism’s guideline, there are only three ruling tools, laws together with Artifices and power, that emperors make use of dominating their empire. In the period Of Chen- kuan (627—649) while T’ang T’ai-Tsung(唐太宗)is the emperor and hold full sovereignty, government affairs judged by laws are much more frequent then by affections and graces that from Confucianism. T’ang T’ai-Tsung and his officers have the same strong extent of observing laws.
With intuitive wisdom, T’ai-Tsung has an unfathomable foresight. He has profound knowledge of his offers’ desires and passions based on human nature. His personality makes him a capable person to manipulate empire’s artifices. Man who usually involved in these artifices unconsciously.
T’ang T’ai-Tsung ruled his empire by laws. Administrate laws by power and protect power by artifices. The artificial power, combining laws and power can easily make a common emperor ruling his empire. A talented emperor like T’ai-Tsung holds these three powerful tools in hand and operated them in generously. It is not strange that Chen-Kuan Chih Chih is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is right.
T’ang dynasty inherited many regulations and patterns as well as constitution from Sui dynasty. It is because Sui dynasty owned its dignity of the throne only 37 years (581—618), T’ai-Tsung refined some of Sui’s ruling method in order to avoid shortage of throne. But generally these two dynasties have many common figures and statues.
Legalist takes laws to be the unique knack of ruling method while Confucian takes laws to be succorable knock. However, T’ang T’ai-Tsung takes laws to be vital knock. Not exactly what Legalist’s way but quite close.
T’ang T’ai-Tsung’s operation in artifices and power left lot of traces and footsteps in Chen-Kuan period. He left lot of Jen I (仁義) active traces as well. Many Confucians after Sung dynasty criticized these Jen I actions were actually pretend and just a part of artifices.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Legalism is to put actual benefits and exploits in first place. Most of T’ai-Tsung’s conducts unison with these features while Confucianism adorned these conducts. To put it briefly, it is the Legalism that guided T’ai-Tsung’s ruling method in Chen-Kuan period.
參考書目
一、古籍專書

《尚書》,秦皇島市:中華書局,1985年1月。
《周易》(十三經注疏本),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73年。
《左傳》(十三經注疏本),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73年。
《禮記》(十三經注疏本),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73年。
《論語》(十三經注疏本),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73年。
《孟子》(十三經注疏本),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73年。
〔春秋〕左丘明撰,杜預集解,竹添光鴻會箋:《左傳會箋》,臺北市:明達出版社,1986年10月。
〔秦〕呂不韋撰,高誘注,畢沅校:《呂氏春秋新校正》,臺北市:世界書局。
﹝西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會注考證:《史記》,臺北市:洪氏出版社,1982年10月再版。
﹝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珍本初編儒家子部027冊,臺北市 :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年12月初版。
〔西漢〕劉向編,高誘注:《戰國策》,臺北市:世界書局,1977年10月。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市:宏業書局, 1978年8月再版。
﹝東漢﹞鄭玄:《禮記鄭註》,臺北市:學海出版社,1981年9月。
〔魏〕王弼等撰:《老子四種》,臺北市:大安出版社,1999年1月。
〔魏〕劉卲撰:《人物志》,臺北市:金楓出版社,1986年12月。
〔晉〕陳壽撰,《三國志》,臺北市:鼎文書局,1991年4月。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臺北市:宏業書局,1977年10月。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10月。
〔唐〕王方慶:《魏鄭公諫錄》,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年
〔唐〕李靖:《李衛公問對》,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7月。
〔唐〕唐太宗:《帝範》,中國子學名著集成本,臺北市: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
〔唐〕杜佑:《通典》,清咸豐九年崇仁謝氏刊本。
〔唐〕李肇:《國史補》,臺北市:世界書局,1968年11月。
〔唐〕柳宗元:《柳河東全集》,四部備要本,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6月。
〔唐〕吳兢:《貞觀政要》,臺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
〔唐〕長孫無忌:《唐律疏議》,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臺二版。new window
〔唐〕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年。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筆記小說大觀》第十四編,臺北市:新興書局,1976年8月。
〔唐〕劉肅:《大唐新語》,秦皇島市:中華書局,1985年。
〔唐〕魏徵:《魏鄭公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簡編本。
〔唐〕魏徵:《隋書》,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臺北市: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本,1977年。
〔後晉〕劉昫、趙瑩:《舊唐書》,臺北市:鼎文書局,新校本,1976年。
〔宋〕王欽若、楊億等編:《冊府元龜》,臺北市:中華書局,1981年8月。
〔宋〕王溥:《唐會要》,臺北市:世界書局,1974年。
〔宋〕司馬光編撰,宋遺民胡三省註:《資治通鑑》,臺北市:洪氏出版社,1980年。
〔宋〕朱熹輯,〔清〕張伯行集解,《近思錄》,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年
﹝宋﹞朱熹:《朱子大全》,臺北市:中華書局,1970年9月。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85年9月,
〔宋〕宋綬、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上海市:學林出版社,1992年10月。
〔宋〕李昉:《太平廣記》,臺北市:新興書局,1973年1月。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市:新興書局,1963年10月。
〔宋〕范祖禹:《唐鑑》,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1968年。
〔宋〕陳亮:《龍川文集》,秦皇島市:中華書局,1985年。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6年。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北京市:中國書店,1989年。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臺北市:鼎文書局,新校本,1976年。
〔宋〕鄭樵:《通志》,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9月。
〔元〕托克托等撰:《金史》,臺北市:鼎文書局,新校本,1976年。
〔清〕王夫之:《船山全集》,臺北市:力行書局,1965年。
〔清〕王夫之:《讀通鑑論》,臺北市:河洛出版社,1976年。
〔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市:中華書局(影印),2003年8月。
〔清〕朱一新:《無邪堂問答•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辨》,臺北市:世界書局,1963年4月。
〔清〕沈家本:《歷代律令》,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11月。
〔清〕汪剛木:《長術輯要》,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71年6月。
〔清〕吳楚材:《綱鑑易知錄》,臺北市:新興書局,1955年8月。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市:史學出版社,1974年4月。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臺北市:復興書局,1967年。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
〔清〕趙翼:《二十二史劄記》,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12月。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臺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出版年月不詳。
〔清〕嚴萬里:《商君書箋正》,臺北市:廣文書局,1975年4月。
〔清〕顧亭林:《日知錄》,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年4月。
王冬珍等校注:《新編管子》,臺北市:國立編繹館,2002年2月初版。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臺北市:世界書局,1955年。
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校正》,臺北市:世界書局,1969年。
朱守亮:《韓非子釋評》,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年。
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定本》,臺北市:華正書局,1975年3月。
梁啟雄:《荀子柬釋》,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臺北市:世界書局,1981年3月三版。
陳啟天:《商君書校輯》,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
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譯》,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
陳鉞譯註:《四書集解》,臺南市:正言出版社,1972年10月初版。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臺北市:洪葉文化,1993年。
楊家駱主編:《淮南子注》,臺北市:世界書局,1978年3月。
蔣錫昌:《老子校詁》,臺北市:東昇出版事業,1980年。
二、近人著作:
1.中文著作(含譯作)
(1)專書
王邦雄:《韓非子的哲學》,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new window
王煥斗:《貞觀貴蹟見聞》,北京市:新華出版社,1986年。
王曉波:《儒法思想論集》,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3年。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4月初版。new window
朱振宏:《大唐世界與「皇帝•天可汗」之研究》,臺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3月。
曲昌春:《唐史並不如烟》,瀋陽市:遼寧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
李定一:《中華史綱》,臺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8月初版。
李昱東:《西漢前期政治思想的轉變及其發展——從黃老思想到獨尊儒術的演變》,臺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9月。new window
李甦平:《韓非》,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10月初版。
李樹桐:《唐史考辨》,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new window
李樹桐:《唐史新論》,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72年。new window
李樹桐:《唐史索隱》,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2月。new window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76年。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市:三民書局,2001年。new window
吳秀英:《韓非子研議》,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3月初版。
吳蔚:《帝國的神話——盛唐一百三十年》,西安市: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吳楓:《隋唐歷史文獻集釋》,許昌市: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
吳福相:《呂氏春秋八覽研究》,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6月。
汪籛:〈唐太宗〉,原載於1979年《北京大學學報》,收於《唐太宗與貞觀之治論集》,西安市: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
林平和:《鹽鐵論析論與校補》,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3月。
林金龍:《韓非書中史事考辨》,臺中市:必中出版社,1989年。
林劍鳴:《秦史稿》,臺北市:谷風出版社,1986年12月。
林緯毅:《法儒兼容:韓非子的歷史考察》,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4年11月一刷。
林聰舜:《西漢前期思想與法家的關係》,臺北市:大安出版社,1991年4月。new window
周世輔:《中國哲學史》:臺北市,三民書局,1998年10月。
周金聲:《中國經濟思想史》,臺北市:周金聲著作發行所,1965年7月。
周勳初:《周勳初文集.韓非》,上海市: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施義勝:《唐太宗與貞觀之治》,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
柏楊:《中國人史綱》,臺北市:遠流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8月初版四刷。
侯家駒:《先秦法家統制經濟思想》,臺北市:聯經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12月。
高柏園:《韓非哲學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1年4月初版二刷。new window
高明士、邱添生、何永成、甘懷真編著:《隋唐五代史》,臺北市:里仁書局,2010年3月增訂一版二刷。
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75年。
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
徐道鄰:《唐律通論》,上海市:中華書局,1947年。
徐師漢昌:《先秦學術問學集》,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2006年4月初版。
徐師漢昌:《先秦諸子》,臺北市:臺灣書店,1997年9月初版。
徐師漢昌:《韓非子釋要》,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10月再版。
徐師漢昌:《韓非的法學與文學》,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10月修訂三版。
徐師漢昌:《鹽鐵論研究》,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8月。
荊知仁:《韓非子政治思想》,臺北市: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7年。
韋政通:《中國思想史》,臺北市:水牛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9月13版二刷。
袁剛:《隋唐中書體制的發展演變》,天津市:天津出版社,1994年6月。
章群:《唐史》,中華文化出版委員會,1958年。
張素貞:《韓非子思想體系》,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9年2月再版
張純、王曉波:《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第二次印行。new window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二十,1944年。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二十,1944年。new window
陳森甫:《韓非之政治思想研究》,屏東市:臺灣大成書局,1962年4月初版。
陳榮捷:《中國哲學文獻選編》,臺北市:巨流圖書公司,2005年7月。new window
陶希聖:《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市:食貨出版社,1972年。new window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1930年初版,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11月增訂臺一版三刷。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二版。
康珮:《《商君書》與商鞅治道之研究》,臺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年。
曹翼遠:《治道與人性》,臺北市: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年4月。
傅佩榮:《傅佩榮解讀老子》,臺北市: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3年。
傅佩榮:《傅佩榮解讀莊子》,臺北市: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2年。
傅傑選編:《韓非子二十講》,北京市:華夏出版社,2008年3月一版一刷。
黃源盛:《漢唐法制與儒家傳統》,臺北市:元照出版公司,2009年3月。new window
賀凌虛:《西漢政治思想論集》,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1988年1月。
雷家驥:《隋唐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9月。
管力吾:《韓非政治思想探析》(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十二編第24冊),臺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9月。
齊廉允:《唐朝開國六十年》,濟南市:齊魯書局,2009年9月。
趙克堯、許道勳:《唐太宗傳》,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05年。
蔡磊:《隋亡唐興七十年》,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6月。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北京市:中華書局,2004年6月。
劉俊文:《唐代法制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9年。
鄭良樹:《韓非之著述及思想》,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7月初版。new window
鄭壽彭:《中國古代的治道》,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1月二版。
蔣重躍:《韓非子的政治思想》,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錢弘道:《治道的選擇——由德治到法治的必然邏輯》,北京市: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
錢穆:《秦漢史》,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87年10月五版。
歷史研究編輯部編:《唐太宗與貞觀之治論集》,西安市: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
盧建榮:《魏晉自然思想》,臺北縣永和市:聯鳴文化公司,1981年。
謝雲飛:《韓非子析論》,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89年。
韓復智編:《中國通史論文選集》,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3月增訂版。
戴炎輝:《唐律通論》,臺北市:正中書局,1977年。
薩孟武:《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市:三民書局,1969年。
薩孟武:《中國社會政治史》,臺北市:三民書局,1975年。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市: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80年10月新一版。
羅彤華:《貞觀之治與儒家思想》,(與《唐代的縣與縣令》合編) 臺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年。new window
嚴耕望:〈唐代文化約論〉,收於韓復智編:《中國通史論文選輯》下冊,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增訂版。
〔英〕崔瑞德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西方漢學研究課題組譯:《劍橋中國隋唐史》,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12月初版。
ANDREW HEYWOOD著,林文斌、劉兆隆譯:《政治學》,臺北市: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1999年4月再版。
Denis Twitchett主編,張榮芳主譯:《劍橋中國史》,臺北市:南天書局,1987年9月。
(2)期刊論文
王吉林:〈唐太宗的對外經略及其困境〉,《史學彙刊》第十六期。new window
王邦雄:〈韓非子政治哲學「術」之界域與其性能〉,《鵝湖》第二卷第四期,1976年。new window
王邦雄:〈韓非子政治哲學「勢」之界域與其性能〉,《國魂》三百六十八期,1976年。new window
王環:〈唐太宗平定高昌的歷史意義〉,《歷史研究》,1979年第4期。
王曉波:〈漢初的黃老之治與法家思想〉,《食貨月刊》第十一卷第十期,1982年2月。
王曉波:〈法在韓非思想中的意義〉,《幼獅月刊》第三十七卷第一期,1973年1月。
王壽南:〈貞觀時代的諫諍風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期,1983年。new window
王壽南:〈唐代公主與和親政策〉,收入氏著《唐代人物與政治》,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9年6月。
宋家鈺:〈略說唐初的「立法」與「守法」〉,載於《唐太宗與貞觀之治論集》,西安市: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
李增:〈《韓非子》人性與功利論〉,《國立編譯館館刊》第22卷第1期,1993年6月,頁79-101。
李樹桐:〈唐太宗怎樣被尊為天可汗〉,《李氏文獻季刊》第一卷第4期。
李樹桐:〈唐代借用外兵之研究〉,收入氏著《唐史索隱》,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2月。new window
吳玉貴:〈唐代西域羈縻府州建置年代及其與唐朝的關係〉,《新疆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
沈世培:〈唐太宗政治思想探源〉,《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沈成添:〈韓非論「勢」〉,《政治學論集》,1978年。
沈剛伯:〈從古代禮、刑的運用探討法家的來歷〉,《大陸雜誌》第47卷第2期,1973年8月。new window
林超民:〈從突厥內徙看唐太宗的民族政策〉,《民族研究》,1980年第3期。
周佳榮:〈唐代「和親」考略〉,《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1期。
胡如雷:〈論唐太宗〉,《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2期。
徐師漢昌:〈韓非的重勢學說〉,《靜宜文理學院學報》第一期,1978年。
高明士:〈從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韓關係〉,《中韓關係史論文集》,1983年第一版。
馬起華:〈貞觀政論〉,《政大學報》第1〜3期,1960-1961年。
馬馳:〈試論唐代蕃州的管理體制〉,國立政治大學《第二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7年5月。
張弦:〈商鞅的農戰思想〉,《復興崗學報》第三期,1963年7月。new window
陳伯鏗:〈論韓非之人性觀及其政治思想〉,《復興崗學報》第18期。頁93-112。new window
陶希聖:〈儒法關係之社會史的考察——漢律系統的源流〉,《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17集,1976年3月。
章群:〈唐太宗的政治思想與政治措施〉,《自由學人》第1卷第3期,1956年。
章伯鋒:〈唐代對西域的開拓和經營〉,《社會科學》,1980年第3期。
崔明德:〈論隋唐時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84年第3期。
梅仲協:〈管子•商君•韓非子的法律思想概述〉,《復興崗學報》第五期,1968年12月。new window
湯智君:〈韓非子法治思想述評〉,《文與哲》第5期,2004年12月,頁115-153。new window
傅永聚:〈論唐代胡漢民族之間的混融互補〉,《山東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
管力吾:〈從聲、音、樂的觀點看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屏東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2008年9月。new window
鄭力為:〈韓非子治道論評析〉,《鵝湖》第九十九期,1983年。new window
鄭顯文:〈唐代《道僧格》及其復原之研究〉,《普門學報》第20期,2004年3月。
鄧育仁:〈韓非的術論〉,輔仁出版社,1987年。new window
蔡仁厚:〈韓非子論「法」與「術」──定法篇之思想解析〉,《東海哲學研究集刊》第3輯,1996年10月,頁57-66。new window
黎明釗:〈秦代什伍連坐制度之淵源問題〉,《大陸雜誌》,第79卷第4期,1989年11月。
蔣輔義:〈唐太宗貞觀時期的邊疆問題及民族政策〉,《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3期。
韓隆福:〈一個有偉大貢獻的「暴君」〉,《常德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5期,2002年9月。
薩孟武:〈吾國古代的法家思想〉,《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7卷第9期,1974年9月。
瀾忠:〈道家與西漢儒法鬥爭〉,《歷史研究》,1975年3月。
2.學位論文
王弘杰:《貞觀盛世之領導藝術與用人哲學——以「貞觀政要」為例》,高雄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6月。
朱心怡:《秦法家思想之發展研究》,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8年6月。
宋琫圭:《韓非的法術勢思想之分析與綜合》,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1985年。
邱黃海:《從「任勢為治」說的形成論韓非思想的蛻變》,中壢市: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7月2日。
涂杏臺:《唐太宗與貞觀政治思想》,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 2003年4月。
郭名浚:《《韓非子》人性觀究論》,臺北市: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年1月。
徐師漢昌:《慎子校注及其學說研究》,臺北市: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年。
高佳琪:《論韓非「法」思想之哲學基礎及其意義》,臺北市: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
陳德翰:《韓非之法律思想研究——以刑罰為中心》嘉義市: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1月。
笹川明德:《貞觀政要版本之研究》,高雄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5月。
黃裕宜:《《韓非子》的規範思想——以倫理、法律、邏輯為論》,臺北市: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
黃紹梅:《韓非尊君學說與兩漢政經形勢》,臺北市: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new window
鄭文肅:《儒家法律思想與唐律研究》,臺大碩士論文,1973年。
3.英文著作(含期刊)
Munro, Donald J. 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 Stanford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Wechsler, Howard J. Mirror to the Son of Heaven: Wei Cheng at the Court of T’ang T’ai-tsu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4.
Wechsler, “The Confucian Impact on Early T’ang Decision-making” T’oung Pao, LXVI,1-3,1980.
Wechsler, “Factionalism in Early T’ang Government,”in Arthur F. Wright, Denis Twitchett, eds.,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臺北市虹橋書局影印本,1973.
Hsiao, Kung-chuan. “Legalism and Autocracy in Traditional China” ,《清華學報》,新4卷,第2期,1964。

 
 
 
 
第一頁 上一頁 下一頁 最後一頁 top
:::
無相關著作
 
QR Code
QR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