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作為一種方法，對中國哲學在當代的發展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自梁漱溟、馮友蘭二人對「比較」的掌握與運用發端，本文依歷史先後之脈絡，從梁漱溟一心關切中西印三大文化之異同、馮友蘭全力結合柏拉圖的「共相」與程朱理學的「理」概念，以至於熊十力援佛入儒，超越一般之方法論建立其體用合一的大心之論，「比較」所開闢出的思維進路實已昭然若揭。而唐君毅以其人文意識所推擴成的大系統，更已將理論意義的哲學思維轉入於天人合德的實踐界域。此外，究應如何在中西哲學的比較研究中拿捏方法的合理性與適用性，本文則以牟宗三與李震（李振英）為例，具體展示「比較」作為一種方法的詮釋學功能，乃大可經由形上學的引領，終在「道」與「上帝」的對比之間不斷地向未來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