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螺」是台語稱呼汽笛的名詞，這種汽笛是日治時期製糖公司通知佃
農上下工時間的信號。「水螺響起」代表了農村生產活動的規律，不再是
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是「螺響而作，螺響而息」，是依靠一種
人為制定的制度。這種制度就是近代社會的「時間紀律」。本論文所要討
論的主題，正是這種近代時間紀律的制度，是如何進入台灣社會生活？對
於日常生活的作息又構成何種影響？本論文正文共計四章，除了在第二章
回顧傳統中國的計時工具與近代機械時間（時鐘時間）發展的過程及世界
格林威治標準時間成立的經過之外，並從總督府的行政措施的規定、教育
制度的傳播改造（以上第三章）和交通產業中的作息紀律等面向（以上第
四章）加以討論此一標準時間制度傳入台灣的過程，同時勾勒出餘暇活動
時間的基本面貌（第五章）。本論文發現，除了殖民政府官僚系統上下班
的時間規律，以及警察與保甲制度執行政策時嚴格要求守時與效律的管道
外，總督府更在1921年開始，於每年六月十日舉行「時的紀念日」的活動
，向社會大眾宣傳守時觀念。此一儀式活動所標舉的守時價值，更在1930
年代以後推展的「部落振興運動」「皇民化運動」等社會教育活動中以具
體的措施加以實施。此外，教育體制，從學校生活到課堂講授，甚至體
育活動中都隱含了有關標準時間與時間紀律的教學內容，並且灌輸一種新
型態的餘暇活動觀念。火車密集班次所形成的切割細微的時刻表，迫使人
們必須借助準確的機械時鐘以配合火車的時間紀律。農村生活中的時間紀
律雖不那麼嚴格，但是製糖工場卻為農村帶入一種全新的工作紀律。而中
日戰爭以後，殖民政府為求有效動員民眾，準確的時間紀律，更成為動員
勞力的最佳利器。而在戰爭動員體制下，餘暇時間愈來愈少，感受機械標
準時間的人愈來愈多，同時也在動員壓縮與緊迫的過程中體認到時間是「
稀有的資源」。本論文認為，標準時間觀念的形成與衡量時間習慣的養成
，不僅只是透過政策宣傳就能改變，而是五十年日本統治下，在每日日常
生活中不斷上演的事件，讓人們不知不覺的感知並且使用了此一時間制
度。而貫穿在這些零零碎碎，看起來微不足道卻又重演不歇生活事件背後
的，正是一種紀律與秩序的要求。紀律與秩序，正是維繫標準時間制度得
以準確運行的最重要基礎。